本作原书名Les Mémoires de Maigret，系乔治·西默农创作梅格雷系列的第35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9月，国内未引进。由DeepL依据1951年西岱出版社法语版本翻译，由失联的包子参考英译本校对。人名地名翻译主要参考九十年代上海译文系列引进作品及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主编的《法语姓名译名手册》。
第一章
——我哪里会因为终于有机会解释我与西默农的关系而生气。
那是在1927年或1928年。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我也不是那种会仔细记录自己日常的人——虽然这在我们这一行很常见，而且事实证明对一些人非常有用，有时甚至有利可图。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我妻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偷偷摸摸地——会把关于我的新闻剪报贴到笔记本里。
那年的某个案子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也许能找到确切的日期，但我没有勇气去翻笔记本。
这不重要。我倒是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气。那是初冬的一个寻常日子，是那种没有色彩、只有灰白的日子，我喜欢称之为行政日，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不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人们无聊地坐在办公室里，想做的就是把文件更新，完成已经躺了很久的报告，坚定但三心二意地处理日常工作。
我坚持说那是灰暗、平淡的一天，并不是因为对此有特别的好恶，而是为了表明这件事本身是多么不起眼地被淹没在一个普通日子的琐碎之中。
当时大约是早上十点。每日报告已经结束了近半个小时——是一次简短的报告。
即使是最不了解情况的公众，现在也或多或少知道司法警察的日常报告包括哪些内容，但在当时，大多数巴黎人都不知道是哪个行政部门设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1Quai des Orfèvres，奥尔费弗尔滨河街（或译作金银匠街）是司法警察局所在地（2017年搬迁），通常指代司法警察局。有时简称为Quai，因门牌号为36，亦被成为36总局。。
九点一到，铃声一响，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局长的大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塞纳河。会议并不严肃。人们一边走一边抽着烟斗或香烟，大多数时候胳膊下还夹着一份文件。这一天还没有进入状态，空气中还隐约有咖啡和羊角面包的味道。我们会相互握手。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慢条斯理地等待大家的到来。
然后我们轮流向局长汇报各自部门发生的最新情况。有些人始终站着，有时站在窗口，看着驶过圣米歇尔桥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公众可能难以想象，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罪犯的问题。
“您的女儿怎么样了，普里奥莱？她的麻疹好了吗？”
我甚至能听到有些人在讨论某个菜谱的详尽细节。
当然，有时也会谈论更严重的事情，比如说某位议员或部长的儿子惹上了麻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需要在出现丑闻之前紧急加以控制。或者是某个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家豪华酒店的富有外国人开始让政府担心了。或者是几天前在街上发现的一个小女孩，尽管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她的照片，但至今没有任何亲属来认领。
我们都是专业人士，这些事件都是从严格的专业角度来考虑的，没有什么废话，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这是一种日常的生活。
“所以，梅格雷，您还没有逮捕您在比拉格街的那个波兰人吗？”
我得声明，我并不反对波兰人。我可能会经常谈论他们，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一个异常暴力或腐败的民族。事实很简单，当时法国由于缺乏工人，为北方的矿区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他们的国家，整个村庄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随意抓走，塞进火车，这与曾经招募黑人劳动力的方式并无二致。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一流的工人，许多人都成为了可敬的公民。然而，也可以预见其中会有一些渣滓，而这些渣滓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很头疼。
我这样以一种有点杂乱无章的方式谈论我目前的关切，只是想让我的读者了解一下当时的气氛。
“我想再盯他几天，局长。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他最终必须与他的同伙会合。”
“部长开始不耐烦了，因为报纸……”
总是报纸！高层总是对报纸和公众舆论充满恐惧。罪行一发生，我们就被要求立即找到罪犯，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罪犯。
每次罪案发生几天后，我们就会接到命令：
“先抓个什么人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先要平息舆论。”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吧。我们那天早上不只谈了波兰人，还有利用全新手法实施的抢劫——这种情况很少见。
三天前，在圣但尼大道上，在午间大多数商店刚刚关门吃饭的时候，有辆卡车停在了一家小珠宝店前。一些人卸下了一个巨大的板条箱，把它放在店铺门口，然后开着卡车走了。
成百上千的人经过那只箱子，没有人好奇里面装了什么。但是刚刚吃完午餐回来的珠宝商却皱起了眉头。
当他移开已经变得很轻的箱子时，他看到靠门的一面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门本身也被切开了一个口子，而且，他的货架和保险箱都被洗劫一空了。
这是没有见过的手法，可能要花费大量人手调查好几个月。窃贼没有留下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可能暴露自己的线索。
也因为手法新奇，没有必要将目光停在那些惯犯老手身上。
我们手上只有一个板条箱，虽然很大，但很普通，三天来，十几个探员走访了所有板条箱制造商，以及所有使用这种大板条箱的企业。
总之，我刚回到办公室，开始写一份报告，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
“是您吗，梅格雷？您介意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天，或几乎每天，局长都会在报告时间之外，至少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次；我从小就认识他，他经常在我们家附近的阿利埃河畔度假，而且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在我眼里，那个头儿，真的是所有意义上的头头，是我第一次进入司法警察部门的那个人，那个虽然没有完全保护我，但一直谨慎地盯着我的头儿，是那个我看到穿着黑衣服，戴着礼帽，在子弹横飞时独自走向展馆门口的头儿——两天以来，邦诺2Jules Joseph Bonnot，儒勒·约瑟夫·邦诺，1876年-1912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媒体所称“邦诺帮”的头目，在1911年和1912年进行了多次抢劫和谋杀。自1911年12月起直到次年春天帮派重要人物被消灭为止，法兰西共和国几乎动员了所有法律和秩序力量。邦诺案也是刑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使用了科学的指纹识别技术，以及警察部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跨境合作，它被认为是现代的第一次重大调查。和他的团伙一直在那里对抗警察和宪兵。
我说的是泽维尔·吉夏尔3Xavier Guichard，泽维尔·吉夏尔，1870年-1947年，曾任警察局长、司法警察局局长，也是考古学家和作家。1912年逮捕儒勒·邦诺。据维基百科显示，吉夏尔于1892年加入巴黎警察局，1903年任警察分局局长（commissaire de police），1919年任巴黎警察局警察总长（Inspecteur général des servic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1930年任司法警察局局长（Directeur de la police judiciaire），1934年退休。西默农的时间线似乎又出现了一些混乱。，他有一双顽皮的眼睛和像诗人一样的白色长发。
“进来吧，梅格雷。”
那天早上的日光很暗淡，带绿色灯罩的台灯在他的桌子上亮着。在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当我们互相介绍时，他站起来同我握手。
“梅格雷探长。乔治·西姆先生，记者……”
“不是记者，是小说家。”年轻人笑着抗议道。
泽维尔·吉夏尔也笑了。他有一系列不同的微笑，可以表达他思想的所有细微差别。他还拥有一种讽刺的特质，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察觉，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特质有时让他显得很天真。
他以最严肃的态度对我说话，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而来访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西姆先生写小说，需要了解司法警察的运作方式。正如他刚才提到的，这里是很大一部分人类的戏剧落幕之处。他还向我解释说，他想看到的不是警察的工作细节，因为他有机会在其他地方记录这些细节，他想要的是开展行动的氛围。”
我只瞥了一眼那个年轻人，他应该二十四岁左右，很瘦，头发几乎和局长的一样长。对于他，我至少可以说，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怀疑——尤其是对自己。
“您能带他转转吗，梅格雷？”
正当我准备向门口走去时，我听到西姆说：
“请原谅，吉夏尔先生，但您忘了告诉探长……”
“哦，是的。您说得对。西姆先生已经说明了，他不是一名记者。我们不会冒险让他在报纸上透露一些不应该发表的东西。不用我开口，他已经向我保证了，对于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他在小说中都会用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
我还能听到局长在弯腰翻看邮件时严肃地补充道：
“您可以相信他，梅格雷。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尽管如此，泽维尔·吉夏尔还是上当受骗了；我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后来还得到了证明。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来访者年轻又大胆，还有一个我后来才知道的原因。局长在工作之外，还对考古学充满热情。他是几个学术团体的成员，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地区遥远起源的大书4指1936年出版的《欧洲文明起源探究》（Enquête sur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我从未读过）。
这个叫西姆的家伙知道这一切——可能并非偶然——而且还特意和他谈起了这个话题。
这就是他找我来的原因吗？几乎每一天，总局都会有人被派去执行“访客任务”。大多数时候，来访者是外国贵宾，通常与他们国家的警察部队有一些联系；有时，他们只是来自各省的有影响力的选民，自豪地展示着他们当地议员的名片。
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就像历史遗迹一样，每个人都多少记着一些介绍词。
但通常情况下，这种事只会找一个探员；来访者一定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才会劳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如果您愿意，”我建议，“我们先到人体测量部门去。”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我更希望能从候见室开始。”
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喜。他说得很温和，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表情，并继续解释：
“希望您理解，我想遵循您办案时通常使用的路线。”
“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从牢房开始，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带到我们这里之前在那里过夜。”
对此，他平静地回答说：
“我昨晚去看了牢房。”
他没有做笔记。他甚至没有带笔记本或笔。他在有玻璃窗的侯见室站了几分钟，那里的黑框里陈列着牺牲的警察照片。
“平均每年有多少人牺牲？”
然后他要求看我的办公室。幸运的是，当时大楼正忙于整修。我暂时使用夹层上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拥有最古老的行政风格，尘土飞扬，有黑色的木制家具和一个煤炉，是人们在一些省级火车站还能看到的那种。
这是我开始工作时的办公室，我在那里当了大约15年的探员。我必须承认自己一直莫名喜欢这个大炉子，我喜欢看到它的铸铁在冬天发红，也已经养成了把它填满的习惯。
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幌子，几乎算是一种伎俩。在艰难的审讯过程中，我会站起来，开始长时间地拨弄火堆，然后故意发出声响，把一铲子煤倒进去，一切都带着善意的气氛，而我的当事人则会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
而且，等我终于有了一个带中央暖气的现代办公室时，我就更想念我的旧炉子了，于是我没有经过许可，甚至没有提出申请——肯定会被拒绝——就把它带到了我的新办公室。
我很抱歉在这些细节上的纠缠不休，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客人看了看我的烟斗，我的烟灰缸，壁炉上的黑色大理石钟，门后的小搪瓷洗脸台，那条总是散发着湿狗气味的毛巾。
他没有问我任何技术问题。他似乎对这些文件没有丝毫的兴趣。
“我们可以走这些楼梯到实验室去。”
他在那也仔细看了部分玻璃屋顶、墙壁、地板和用于某些重建的人体模型，但没有理会实验室本身及其复杂的仪器，也没有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工作。
出于习惯，我试着解释说：
“通过将任何书面文字放大数百倍并进行比较……”
“我知道。我知道。”
这时他随口问我：
“您读过汉斯·格罗斯5Hans Gross，汉斯·格罗斯，1847年-1915年，奥地利刑事法学家和犯罪学家，犯罪侧写的奠基人。吗？”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后来了解到，他是一位奥地利的预审法官，在1880年左右，他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第一位科学犯罪学教授。
我的访客读过他的两本大书。他什么都读过，各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的书，他都会用一种冷漠的口吻提到这些书的名字。
“请跟我到这条走廊，我带您去罪犯档案室，那里有所有的……”
“我知道。我知道。”
他开始让我不耐烦了。仿佛他打扰我的日常工作，只是为了看看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然后看看我们所有人，最后再编制一份清单。
“在每天的这个时候，人体测量部门会有很多人。他们肯定已经完成了对女人的检查，开始对男人进行检查了……”
那里大约有二十个夜间被抓来的人，正赤身裸体地等待测量和拍照。
“简而言之，”这位年轻人对我说，“现在只剩下特别医务室6l’Infirmerie Spéciale du Dépôt，主要涉及对犯人的精神鉴定。了。”
我皱起了眉头。
“那里不接待访客。”
这是一个最不为人知的地方，罪犯和嫌疑人在法医科学家面前接受一些精神测试。
“保罗·布尔热7Paul Bourget，保罗·布尔热，1852年-1935年，法国作家、散文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经参观过，”我的访客平静地回答，“我会申请授权的。”
总而言之，我对这一切只保留了一个平庸的记忆，就像那天的天气一样平庸。如果我没有设法缩短访问时间，那首先是因为这是局长交代我的差事，其次是因为我手头没什么要紧的事，正好可以打发些时间。
当我们又路过我的办公室时，他坐下来，伸出他的烟袋，说：
“我看到您也爱好抽烟斗。我喜欢抽烟斗的人。”
像往常一样，有半打烟斗摆在那里，他像个鉴赏家一样审视着它们。
“您现在处理的是什么案件？”
我以最专业的口吻告诉他珠宝店门口的板条箱把戏，并指出这是第一次出现的作案手法。
“不，”他说，“八年前在纽约，在第八大道的一家商店前有人用过这种手段。”
他肯定对自己很满意，但我不得不说他似乎并没有吹嘘。他严肃地抽着烟斗，仿佛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仿佛要把自己与当时已经成熟的我相提并论。
“您看，探长，我对职业罪犯不感兴趣。他们的心理是很直接的。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仅此而已。”
“您对什么感兴趣？”
“其他人。那些就像您和我一样的人，最终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没有计划地犯下了谋杀罪。”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我知道。”
“除了激情犯罪之外……”
“激情犯罪也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记得的那次会面的大致内容。我一定是随口和他谈到了几个月前调查过的一个案子，因为那个案子里没有职业罪犯，那个案子涉及一个年轻女孩和一条珍珠项链。
“谢谢您，探长。希望我有机会再见到你。”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的是：“我希望不会。”
– : –
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似乎只在隆冬时节瞥见过他一次，这个叫西姆的人在司法警察局的大走廊里来回踱步。
一天早上，我在办公桌上的邮件旁边发现了一本小书，封面上的插图非常可怕，就像人们在报刊亭和女学生手中看到的那样。这本书叫《戴珍珠的女孩》，作者的名字叫乔治·西姆8La Jeune Fille aux Perles，《戴珍珠的女孩》，创作于1929年，但最终于1932年收录在《通俗小说集》中出版，梅格雷在其中以配角身份登场。西默农第一部以梅格雷为主角的小说是写于1929年的《拉脱维亚人皮埃特尔》（但单行本出版于1931年5月）。。
我没有兴趣翻开。我读的书不多，也从不看流行小说。我甚至不知道我把这本粗劣印刷的小册子放在哪里了，可能是放在废纸篓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想到它。
然后，另一个早晨，我在桌子上的同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本相同的书，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的邮件旁边都会出现一本新书。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我的探员，特别是吕卡斯，有时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瞥我一眼。最后，在一个午餐时间，当我们一起去多菲娜啤酒店9La Brasserie Dauphine，多菲娜啤酒店，Dauphine或意译为太子妃，是西默农虚构的位于太子广场的啤酒店，其原型是广场边上哈雷街（Rue de Harlay）的Café Restaurant Aux Trois Marches。喝开胃酒时，吕卡斯在拐弯抹角了很久之后，说：
“头儿，您现在已经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书。
“您看了吗？”
他告诉我，是当时队里最年轻的小让维耶每天早上把这本书放在我桌上的。
“书里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很像您，您看了就知道。”
他没说错。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业余漫画家在大理石茶几上的涂鸦，看起来像一个真实的人。
书中的我比现实中还要高大、沉重——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他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沉重感。
至于故事，已经面目全非了，我在讲述时有时会使用意想不到的方法。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的妻子手里拿着这本书。
“奶油工给我的。显然，他们都在谈论你。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我能怎么办？西姆兑现了他的承诺，这不是新闻报道。这也不是一本严肃的书，只是一本廉价的消遣读物，要是对这个较真，那就太荒谬了。
他用了我的真名。但他可以反驳说，世界上还有很多叫梅格雷的人。我只能暗自发誓，如果我再遇到他，我一定尽可能地冷淡，尽管我相信他从现在起会避免踏入司法警察局。
我错了。有一天，我在没有被传唤的情况下敲开局长的门，想征求他对某件事的意见时，他轻快地对我说：
“进来吧，梅格雷。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我们的朋友西姆来了。”
我们的朋友西姆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相反，绝对的自在，嘴里叼着比上次还大的烟斗。
“您好吗，探长？”
而吉夏尔解释说：
“他刚刚给我读了几段他写的关于这栋建筑里的东西。”
“我知道。”
泽维尔·吉夏尔眼含笑意，但这一次他似乎是在笑我。
“然后他和我谈了一些跟您密切相关的事情，您一定会感兴趣。让他自己对您说吧。”
“其实很简单。到目前为止，在法国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那些让人同情的角色总是些罪犯，而警察总是被人嘲笑，甚至更糟糕。”
吉夏尔赞许地点点头。
“确实如此，不是吗？”
这的确是事实。不仅是在文学作品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这勾起了我早年还在巡街时的一段不太美好的回忆。当时我正准备在地铁站外头逮捕一个扒手，那人开始大喊大叫，也许是在喊“小偷！”。
瞬间就有二十个人扑上来了。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警察，跑掉的那个人才是罪犯。我确信他们都相信我说的话。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拖延我，从而给了扒手逃跑的时间。
“好吧！”吉夏尔继续说，“我们的朋友西姆提议写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中的警察将展示出他们真实的面貌。”
我做了个鬼脸，没能逃过局长的眼睛。
他纠正说：“或多或少地真实展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书只是他计划中的一个草案。”
“他用了我的名字。”
我以为这个年轻人会感到尴尬并道歉。他没有。
“我希望您没有被吓到，探长先生。我无法控制自己。当我为笔下的角色起名时，我发现没法用别的名字称呼他。我曾试图将所有能想象的音节组合起来，以取代梅格雷这个词，但时没用。最后，我放弃了。他不再是我的角色了。
他很平静地说出了我的角色，最糟糕的是我没有反应，也许是因为吉夏尔和他一直盯着我的调皮的目光。
“这回不是一系列流行的地摊文学，而是他所谓的……您是怎么说的，西姆先生？“
“半文学。”
“而您要我……”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您。”
正如我在开头提到过的：他非常自信。我认为这是他的优势。凭借这一点，他已经设法让那个对所有人类标本感兴趣的局长站到了他那边，他很严肃地对我说：
“他只有二十四岁。”
“我发现，如果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一天中的每个时刻是如何行动的，就很难塑造他的形象。比方说，我写不出一个百万富翁，除非我真的看到他穿上礼服，早餐吃煮鸡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些话后没有笑。
“简而言之，您想……”
“想更好地了解您，观察您的生活和工作。”
当然，局长并没有对我下命令。我可能会反对。有一段时间，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在给我搞恶作剧，因为他保留了某种来自拉丁区的特征，而那里的人历史上就喜欢恶作剧。
也许是为了避免显得太较真，我耸耸肩说：
“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于是，西姆很高兴地站了起来：
“马上。”
同样，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显得很荒谬。我不知道美元的价值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数额。美国人用一千法郎的纸币点燃他们的雪茄。蒙马特充斥着黑人音乐家，富有的成熟女性在茶舞会上被阿根廷小白脸偷走珠宝。
《假小子》10La Garçonne，法国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出版于1922年的小说，主角是一位独立的年轻女性，身边围绕着有男性和女性伴侣，过着非常自由的性生活。的印刷量达到了天文数字，扫黄小组在布洛涅森林的“狂欢”中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几乎不敢打断这些狂欢，害怕在里面抓到某个领事。
女人们留着短发，穿着短裙，男人穿着尖头鞋和脚踝处变细的长裤。
我知道，这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但这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我可以看到年轻的西姆早上走进我的办公室，表现得好像我手下的某个探员，他轻声说：“别在意我……”，然后到角落坐下。
他仍然没有做笔记。他问的问题很少。他更喜欢陈述而非提问。他后来向我解释——我并没有相信这番说辞——人对某个陈述的反应比他们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更能说明问题。
有次午餐时间，当吕卡斯、让维耶和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在多菲娜啤酒店喝开胃酒时，他加入了我们。
有一天早上，我去局长办公室做每日报告时，发现他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写作时，他回答说：
“我现在还写一些地摊货来谋生。每天从早上四点到八点。到了八点，我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只有当我觉得准备好了，我才会开始写我的半文学小说。”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但在一个星期天，我邀请他在里夏尔-勒努瓦大道的公寓吃午饭，并把他介绍给我的妻子后，他突然不再去奥尔费弗尔滨河街了。
不再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在我起身的时候起身，在我离开的时候跟着我，陪着我一步步走过办公室，感觉还有一些奇怪。
在春天的某个时刻，我收到一张意外的“卡片”。
乔治·西姆荣幸地邀请您参加他的“奥斯特洛戈瑟”11Ostrogoth，西默农的游轮，意为东哥特人/野蛮人。号游轮的洗礼仪式，仪式将于下周二在瓦尔嘉朗广场12Square du Vert-Galant，瓦尔嘉朗广场，位于西岱岛西端，紧邻新桥，距离司法警察局约200米。举行。
我没有去。当地警察告诉我，巴黎市中心的一艘船上挂满了彩旗，有一帮怪人在上面大声庆祝，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
我有一次路过新桥时看到了那条船，有个戴着船长帽子的人在桅杆脚下在打字。
接下来的一周，这艘船不见了，瓦尔嘉朗广场又恢复了它往日的样貌。
一年多以后，我又收到了一张邀请函，这次是写在我们的一张指纹卡上。
乔治·西默农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他的侦探小说发行之际在Boule Blanche举行的人体测量舞会。131931年2月20日，西默农举办了著名的人体测量舞会，以庆祝《已故的加莱先生》和《圣佛利安教堂的自缢者》的出版。舞会邀请函复制了罪犯邦诺的警方档案，舞会入口处采集来宾的指纹。
西姆变成了西默农。
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是觉得自己现在像个大人了，他用回了自己的真名。
我没有在意。第二天，我知道警察局长去了那里，我也没有向他打听关于舞会的问题。
报纸上都有。同样是在报纸的头版，上面写着梅格雷探长刚刚喧宾夺主地进入了侦探文学。
那天早上，当我到达总局，爬上大楼梯时，我只看到了有人在傻笑，笑嘻嘻地把脸背过去。
我的探员们尽可能地保持严肃。在每天的报告中，我的同事们假装对我有了新的尊重。
只有局长老大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显得心不在焉：
“您呢，梅格雷？您的案子怎么样了？”
在里夏尔-勒努瓦的商店，没有一个店主不向我妻子出示报纸，指着上面用大字写着的我的名字，吃惊地问她：
“这是您丈夫，对吗？”
是我，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