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的回忆

——赤裸裸的真理并不能说服任何人，而“组织好的”真理比生活更真实。

当人们得知我在写这本书，又得知西默农的出版商在还没有看到书稿的情况下——我甚至还没有写完第一章——就提出要出版这本书，我就感觉到大多数朋友都在犹豫是不是应该支持我。我敢肯定，他们在想的是：“现在轮到梅格雷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至少有三位我这一代的前同事撰写并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

我得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遵循了巴黎警察的一个古老传统，此外也为我们提供了马塞¹的回忆录和伟大的戈隆²的回忆录，他们在当时都是所谓的警察局³的局长。而他们中最杰出的人，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维多克⁴，他很不幸地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与小说家对他的描述相比较的回忆，小说家们常常用他的真名来称呼他，或者像巴尔扎克那样，给他起名叫伏脱冷⁵。

我无意为我的同事辩护，但我还是顺便回应一下我经常听到的一种反对意见。

“从他们写的东西来看，”人们对我说，“每一个著名的案件都是由至少三个人解决的。”

被特别引用的案例是曾经引起巨大轰动的梅斯托里诺案⁶。

但我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因为这种规模的案件需要所有部门的合作。至于最后的审讯，也就是今天被作为例子引用的那个著名的二十八小时的审讯，我们不是四个人，而是至少六个人轮番上阵，以各种可以想象的方式逐一重复同样的问题，每次都有一点收获。

很难说是我们中的哪一个人在哪一时刻让嫌疑人产生了忏悔的动机。

我也想说明，《回忆录》这个书名不是我选的，只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词才用了这几个字。

章节标题也是如此（我通过校正校样强调了这一点），出版商请我允许在事后加上这些标题，他好心地说这是出于排版的原因——实际上，我认为是为了给我的文本增添一丝幽默。

我在总局执行过各种各样的任务，唯一让我退缩的是写报告。是因为祖传的对准确性的关注，还是因为我见证了父亲一生所持的严谨态度？

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几乎成了经典的调侃：

“梅格雷的报告到处是括号。”

可能是因为我想解释的太多，什么都想说明，以至于没有什么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或轻松解决的。

如果人们认为我的“回忆录”是我对职业生涯中所参与的案件的叙述，那他们恐怕会感到失望。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认为真正轰动的案件不超过二十起，包括我已经提到的那些案件：邦诺案、梅斯特里诺案，加上兰德鲁案⁷、萨雷特案⁸和一些其他案件。

但是这些已经由我的同事们——也有些是我的前领导——详细谈过了。

至于其他的调查，那些本身有趣但没有在报纸上出现的案件，西默农自会处理。

这把我带到了我开始写这本手稿以来一直想去的地方，也就是这本回忆录的真正目的，这不是一本回忆录——我比以前更不知道要如何表达自己。

我曾在报纸上读到，阿纳托尔·法朗士⁹——至少应该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喜欢讽刺的人，他让画家凡·邓肯¹⁰为他画肖像，画好后不仅拒绝收下，还禁止在公众面前展出。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对一位漫画家提起了轰动一时的诉讼，她认为这位漫画家以冒犯性的方式描绘了她，损害了她的职业生涯。

我既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舞台上的明星。我不认为自己过于敏感。在我从业的这些年里，尽管媒体不乏对我的行为或方法提出批评，我从未要求他们道歉。

现在已经不是每个人都会委托画家画肖像的年代了，但现在的人们多少都知道摄影，都拍过照。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我们看到的自我形象并不完全准确，我们会感到不安。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有点不好再继续强调了。我知道我正在触及一个重要的、极其敏感的问题，而且，我很少会像现在这样，我突然害怕被嘲笑。

我想我并不介意被描绘成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人，哪怕是这种描绘到了近乎诽谤的地步。

还是重新拿摄影做比喻。镜头不允许有绝对的不准确。图像虽然不是真人，但又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面对的是一张照片，你往往无法一边看着上面令人震惊的细节，一边还用手指着说这个地方不是你，那个地方和自己不一样。

好吧！多年来我一直在西默农的梅格雷面前，看到他每天都在我身边成长，以至于最后人们真诚地问我是否抄袭了他的举止，还有人问我的姓氏是否真的是我父亲的姓氏，是不是从小说家那里借来的。

我已经尽我所能解释了事情最初是如何发生的，简单地说，就是这么单纯的相识，没有意识到会带来任何后果。

有一天，善良的泽维尔·吉夏尔在他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了这个孩子有多年轻，我并没有产生什么疑问，反而有些不屑一顾。

几个月后，我真真切切地被卷入了一个漩涡，至今没有脱身，就算我现在写的这几页纸也帮不上什么忙。

“您在抱怨什么？您出名了！”

我知道！我知道！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会这么说。我甚至承认，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让人困扰。不仅仅是因为自尊心的满足。也是因为成名带来了实际的好处。比如在火车或拥挤的餐厅里得到一个好座位，或者避免排队。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抗议过，也没有要求报纸道歉。

我不是说我的内心突然沸腾起来了，也不是说我的忍耐到了极限了。那太夸张了，我讨厌夸张。

但我确实向自己保证过，有一天我会平静地说出我要说的话，不带任何情绪或怨恨，一劳永逸地把事情说清楚。

这一天到来了。

为什么这叫“回忆录”？我重复，我不对此负责，这个词不是我选择的。

我不打算谈梅斯托里诺，也不打算谈兰德鲁，更不打算谈那个来自中央高原的律师，他的行凶手段是把受害者扔进装满生石灰的浴缸里。

我只是想以人物对抗人物，以真理对抗真理。

– : –

我马上就会解释真理的含义。

正是从这场人体测量舞会以及其他一些多少算得上热闹又高端的活动开始，市场上出现了被称为“梅格雷系列第一辑”的两卷书¹¹，标题分别为《圣佛利安教堂的自缢者》¹²和《已故的加莱先生》¹³。

这两本，不瞒您说，我第一时间看了。而且我第二天就看到西默农来我的办公室，显然对自己很满意，甚至可以说比以前还要自信，但是眼神中又有一丝焦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他抢在我前面说。

他开始来回踱步，向我解释。

“我知道从技术角度上看，这些书里漏洞百出。没必要挨个统计。这是故意的，我会告诉您为什么。”

我没有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记得最重要的一句，他后来经常带着一种近乎虐待狂的满足对我重复这句话。

“真相似乎从来与真实无关。这种情况也并不限于文学或绘画。就拿多立克柱¹⁴来说，这些柱子的线条在我们看来是严格垂直的，然而它们给人这种印象正是因为它们有轻微的弧度。如果它们是直的，我们的眼睛就会看到它们是鼓起来的，您明白吗？”

那时候，他仍然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

“向别人讲述故事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恰当的组织，故事听起来就显得不可思议，显得是胡编乱造。而经过组织，听起来就更真实。”

他非常激动地说出最后几句话，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一切都是为了让它比生活更真实。好吧，我已经让您比现实中更真实了。”

我无言以对。当时，我这个可怜的总探长，这个“不那么真实”的总探长，想不出什么话来。

而他，用大量手势和一丝比利时口音向我表明，相比我的实际经历，他在小说中所描绘的调查方式更有说服力——也许他说的是更准确？

我在那个秋天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就不缺乏自信。如今在成功的帮助下，他更加志得意满，自信富余得可以让世上所有自馁之人分一杯羹。

“您请听我解释，探长……”

他已经决定省略“先生”一词了。

“在真正的调查中，参与寻找罪犯的人员有时能有五十个，甚至更多。不仅仅是您和您的侦探们在追踪一条线索。整个国家的警察和宪兵都被动员起来了。不论车站、港口，还是边境，都有人员部署。我还没提到那些线人，或者被案子吸引的业余爱好者。

“您能想象在两百或两百五十页的小说中，完全忠实地描述所有这些活动吗！一部长篇小说根本装不下，而读者看完几章就会犯迷糊，然后放弃阅读。

“但实际上，是谁阻止了这种混乱的发生，是谁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将重点集中在关键线索上？”

他胜利地看着我。

“是您，您知道的。您是领导调查的人。我知道，一个司法警察总探长，一个特别大队的队长，不会亲自跑去审问门房和酒商。

“我也知道，除了特殊情况，您不会深夜冒雨在无人的街道上踱步，等待某扇窗户亮灯或某扇门打开。

“但最终的结果就和您亲临现场一样，不是吗？”

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符合逻辑的。

“所以，简化！真理的首要品质，基本品质就是简单。而我已经简化了。我把您周围的齿轮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但丝毫不改变结果。

“我避免了五十个没有名姓的探员们胡乱地跑来跑去，只保留了三四个拥有个性的侦探。”

我试图反对。

“其他人并不高兴。”

“我不可能把司法警察局的所有人都写进去。如果您写一本关于学校教师的书时，不管怎么写，都会让数以万计的学校教师不高兴。如果您写的是站长或打字员，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到哪里了？”

“不同种类的真理。”

“我是想向您证明，我采用了最有效的方法。您要听另一个例子吗？就算是我，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天，也能知道司法警察作为警察局的一部分，只能在巴黎周边地区行事，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在塞纳省内行事。

“但在《已故的加莱先生》中，我写的是发生在法国中部的一次调查。

“您去过那儿，对吗？”

当然，是的。

“我确实去过，这倒不假，但那个时候——”

“当时，您不为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巴黎警察总局¹⁵工作，而是为索赛街的保安总局¹⁶工作。但为什么要用这些行政上的细枝末节混淆读者呢？

“难道我需要在每本书的开头解释：本案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当时梅格雷隶属于某某部门？

“让我说完……”

他知道自己即将触及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不会松口。

“在您的习惯中，在您的态度中，在您的性格中，您最属于哪里？是巴黎警察总局，还是属于保安总局？”

我得向国家保安局的同僚们致歉，他们当中有我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我承认，两个机构之间的竞争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我也得承认，西默农一开始就明白，在那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警察。

索赛街的人直接向内政部长报告，或多或少要被迫处理些政治任务。

我并不能代表他们，但我需要承认，就我而言，我宁愿不用处理这种事情。

我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工作也许更局限，更贴近实际。事实上，我们只处理各种类型的罪犯，换句话说，就是处理“司法”一词所定义的“警察”所包含的一切。

“您会同意您是司法警察局的一员。您为此感到骄傲。您看，我已经让你成为司法警察局的人了。我试图让您成为它的化身。我知道您喜欢追究细枝末节，所以为了准确起见，我是否应该解释，在某一年，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您出现了某些工作调动，这使你能够在法国的各个地方工作，从而使这个形象不那么清晰？”

“但是……”

“请稍等。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告诉您我不是记者，而是小说家，我记得我向吉夏尔先生保证，我的书中绝对不会有为他的部门带来污点的内容。”

“我知道，但是……”

“等等，梅格雷，天啊！”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我。这也是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让我闭嘴。

“我在书中只保留了您和您两三个同事的名字。我也小心地改变了故事地点。并且为了谨慎起见，我改变了人物之间的家庭关系。

“我把一切都简化了：通常只剩下一场审讯，而不是您有时候得进行的四五场；只留下两三条调查线索，而不是您可能面对的十个线索。

“我一直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的真理才是正确的。

“这就是我带给您的证据。”

他指了指他来时放在我桌子上的一摞书，我没有注意到这些书。

“这些是过去二十年来警察事务专家写的书，真实的故事，您喜欢的那种真实。”

“您可以读一下。这些书中提到的多数案件细节您都了解。

“不过，我打赌您会认不出来的，这正是因为对客观性的关注扭曲了真理，而真理始终且必须始是简单的。

“现在……”

好了！我想可以跳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了。我正是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困扰我的倒底是什么。

当然，他刚才列举的所有问题都是对的。他减少了探员的数量，他让我代替他们在雨中过夜，他有意无意地把保安总局和司法警察局混为一谈，这些我并不在乎。

让我震惊的是，在内心深处，我还不想承认的是……

天哪，这真困难！记住我之前提到的关于一个人面对照片的那种情况。

就拿圆顶礼帽这个细节来说吧。这个愚蠢的细节比其他所有的细节都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这样看起来很可笑，但我不介意承认。

当年轻的西姆第一次来到总局时，我的衣柜里还有一顶圆顶礼帽，但我只在两种场合下才会戴：葬礼或官方仪式。

恰好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几年前在某个大会上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我戴着那顶该死的帽子。

于是每次我被介绍给什么人认识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

“啊！您换帽子了。”

至于那件著名的天鹅绒领子的大衣，西默农后来向我妻子解释过。

我承认我确实有那样的大衣。甚至还有好几件，就像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男人一样。我很可能在1927年前后的一个寒冷的雨天，拿起了其中一件旧大衣。

我并不虚荣。我不太在意是否优雅。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讨厌引人注目。我在杜伦尼街的小犹太裁缝和我一样，不希望我在路上引起别人不经意的注目。

“难道看到您这个样子是我的错吗？”西默农可以这样说，就像画家给他的模特画了一个歪鼻子或斜视眼一样。

但是，那位模特不必一生都与他的画像面对面，也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现在认为他有一个歪鼻子或斜视眼。

那天早上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一切。我只是谦虚地看着远方，然后问他：

“有必要把我也简化吗？”

“在刚开始需要简化。人们必须习惯您，习惯您的轮廓，习惯您的行走。我想我刚刚找到了这个词。目前，您仍然只是一个轮廓，一个背影，一管烟斗，一种走路的方式，一种喃喃自语的方式。”

“谢谢了。”

“细节会一点点浮现出来，您会看到的。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但您会逐渐变得更微妙、更复杂、更有活力。”

“那就放心了。”

“比如，目前您还没有家庭生活，尽管您的生活有一半是由里夏尔-勒努瓦大道和梅格雷夫人构成的。到目前为止，您只给家里打过电话，但读者会在那里见到您的。”

“穿着睡袍和拖鞋？”

“甚至在床上。”

“我会穿睡衣的。”我狡猾地说道。

“我知道。它使您的形象更加完整。即使您适应了睡衣，我也会给你穿上睡袍。”

我想知道这次谈话会如何结束——可能会有一些争论——但是有人通知我说皮加勒街有个线人找我。

“所以总的来说，”当西默农伸出手时，我对他说，“您对自己很满意。”

“还没有，但会满意的。”

我可以告诉他，我不准他再使用我的名字吗？从法律上讲，可以。但这只会引起一场非常巴黎式的审判，只会让我看起来很可笑。

这个角色会被称为别的东西。但他仍然会是我，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简化的我，根据作者的说法，会逐渐变得更加复杂。

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没有弄错，多年来，我每个月都会在一本有照片封面的书中发现一个越来越多地模仿我的梅格雷。

如果它只在书中出现就好了！电影院要参与进来，广播和电视后来也要参与进来。

在屏幕上看到有一个人假扮成你，走来走去，说话，擤鼻涕，借用你的一些抽搐，在你熟悉的环境中，在你生活过的环境中念出你说过的话，感觉会非常奇怪，而且这些环境有时是经过精心重建的。

不过第一个登上银幕的梅格雷，皮埃尔·雷诺阿¹⁷，多少尊重了现实。我变得更高了一些，也瘦了一些了。而且虽然长相与我不同，但某些态度是如此引人注目，有时让人怀疑演员是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观察了我。

几个月后，我的身高缩水了20厘米，而身高上的损失又在身材上得到了弥补，我以阿贝尔·塔里德¹⁸的面貌，变得肥胖而乖巧，松垮得像一个马上要飘到天花板的动物气球。更不用说，我还会有意无意地眨眨眼睛，强调自己有多聪明了！

我没有呆到电影结束，我的磨难还没有结束。

哈里·鲍尔¹⁹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他当时比我大了20岁，有一张既柔和又悲惨的脸。

让我们继续！

在经历二十岁的虚长之后，我又以演员普雷让²⁰的面貌年轻回来了。我并非是对他有所指责——不会比其他人更多——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今天的某些年轻探员，而不是我这一辈的人。

就在最近，我又变胖了，胖到快爆炸了，同时又以查尔斯·劳顿²¹的面貌将英语当成了母语。

好吧，在所有这些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有品味，他比西默农更好地发现了关于我的真相。

是皮埃尔·雷诺阿，他没有往头上盖一顶圆顶礼帽，而是戴着一顶普通的软帽，穿着任何公职人员——不管他是不是警察——都会穿的衣服。

我意识到，我只说了一些琐碎的细节，一顶帽子、一件大衣、一个煤炉，可能是因为这些细节首先让我感到震惊。

我们不会对自己从年少成长，甚至衰老的样貌变化而吃惊。但是一个人只要简单地剃掉胡子，他就认不出自己了。

事实是，我更愿意在面对这两个人物的优点之前，先克服我认为的小缺点。

如果西默农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很有可能），那么我的观点在他著名的简化——或者说组织——真相面前就会显得软弱无力、支离破碎，反而显得自己像一个修整肖像的暴躁老头。

但是既然一切已经开始了，既然我已经穿上了戏服，就必须继续下去，就算只是为了自己心安。

西默农最近问我——顺便说一下，同我在泽维尔·吉夏尔办公室遇到的那个孩子相比，他也变了——他问我时语气听来有点嘲讽。

“怎么样？这个新的梅格雷？”

我试图用他很久以前的话来回答他。

“他正在成长！他仍然只是一个剪影。一顶帽子。一件大衣。但这是他真正的帽子。他真正的大衣！渐渐地，也许会逐渐完整，他会长出胳膊、腿，甚至是一张脸？也许他甚至会开始自己思考，不需要小说家的帮助。”

另外，西默农现在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的年龄差不多。当时，他倾向于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的人，甚至在内心深处，把我当成一个已经衰老的人。

我没有问他今天的想法，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您发现了吗，这些年来，您开始像您的梅格雷那样走路、抽烟斗，甚至说话了。”

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读者们会同意，这让我产生了一种相当美味的报复感。

就好像他晚年开始把自己当成我一样！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