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的回忆

——我将在这里谈论一位大胡子医生，他对我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影响，也许对我最终的职业选择也产生了影响。

我不知道这次我是否能找到合适的语气，因为今天早上我的废纸篓里已经装满了一页又一页的碎纸。

而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放弃了。

当妻子阅读我白天写的东西时，我像往常一样，一边假装看报纸，一边看着她。有一阵我感觉她很惊讶，然后一直到最后，她总向我投来惊讶的、几乎是痛苦的眼神。

她没有马上跟我说话，而是默默地去把手稿放回抽屉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尽可能轻松地对我说：

“听起来你不喜欢他。”

我不需要问她说的是谁，现在轮到我糊涂了，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呢？西默农什么时候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了？”

“是的，当然……”

我试图回忆我写过的内容，想要知道是什么让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也许我错了，”她补充说。“既然你这么说，那肯定是我理解错了。但是你的某些段落，给我的印象是真正的怨恨的情绪。请不要误解。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大的怨恨。是更加柔和的东西，更加……”

她没有加上这个词——我可以替她加上：“……更加可耻……”。

但是天知道，我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我不仅一直与西默农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而且他很快就成了我的家庭朋友，我们难得的几次夏日旅行，目的地几乎都是他当时在法国的居所：阿尔萨斯、波克罗尔、夏朗德、旺代等等。而且就在最近，我接受了一次半官方的美国之行，仅仅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在亚利桑那州见到他，他当时就住在那里。

“我向你发誓……”我严肃地说道。

“我相信你。但是读者可能不会相信。”

这肯定是我的错。我不善于讽刺，我意识到自己每次使用讽刺的结果都很沉重。但这恰恰是因为我想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个或多或少对我的自尊造成伤害的话题。

简而言之，我所要做的不过是将一个形象与另一个形象相匹配，不是将一个人物与他的影子相匹配，而是将他与他的替身相匹配。西默农是第一个鼓励我这样做的人。

为了让我的妻子放心——她对友谊的忠诚有时蛮不讲理——我赶紧补充说，西默农，正如我昨天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了，那时他的自信有时会让我感到害怕，但现在的他已经主动变得沉默寡言，说话有些犹豫不决，尤其是关于他内心深处的话题，他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发誓，他在寻求我的认可。

话虽如此，我还会戏弄他吗？不论如何还是有一点点可能的。这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如果遇上让人难以拒绝的时机。

在他专门研究我的四十多本书中，很可能只有二十多处提到我的背景或我的家庭：有几句提到我父亲和他的管家身份，有几句提到我在南特学习过一段时间，还有几句非常简短的关于我学医两年的暗示。

但同样是这个人，却用了近八百页的篇幅来叙述他16岁之前的童年生活¹。不管他是不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也不管人物是否准确，他仍然认为，只有当他的父母、祖父母、叔伯婶婶陪伴在他身边时，他才是完整的，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缺点和疾病、恶习和肿瘤，甚至连邻居家的狗都有半页篇幅。

我不是在抱怨。我指出这一点，只是想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提前为自己辩护，以免有人指责我花太多时间谈论我的家庭。

对我来说，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在一些调查中，我花在嫌疑人家属亲朋身上的时间比花在嫌疑人本人身上的时间还多，而且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发现了一个被忽视的关键谜团。

有人说，我出生在中部，离穆兰不远，这是真的；但我不记得有人说过，我父亲担任管家的庄园是一个占地三千公顷的庄园，上面有不下二十六个佃农农场。²

我认识的祖父不仅是这些佃农中的一员，而且至少有三代梅格雷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过。

在我父亲年幼时，一场斑疹伤寒疫情侵袭了这个有七八个孩子的家庭，最后只有我父亲和一个妹妹活了下来；那个妹妹后来嫁给了一个面包师，搬到了南特。

为什么我父亲要打破古老的传统去穆兰的中学读书？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村里的牧师对他很感兴趣。但这并不是与土地决裂，因为在农业学校学习两年后，他回到了村里，进入庄园担任助理管家。

谈到他时，我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的印象是，人们总对自己说：

“他还保留着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搞错了，我的批判精神是不是有问题。

但我碰巧遇到了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尤其是他那一代人，他们大多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中间阶层。

对我祖父来说，城堡里的人们——他们的权利、特权和行为——都不值得讨论。我从来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他去世时我还小。然而，在我回忆起他的某些眼神，尤其是某些沉默时，我确信他的认可并不是被动的，甚至并不总是认可或顺从，相反，他的认可源于某种自豪感，尤其是强烈的责任感。

正是这种感觉一直保留在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身上，其中夹杂着一种矜持，一种对体面的需求，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不甘心。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我一直保存着他的照片。他个子很高，很瘦，膝盖以下的窄裤被皮紧身裤遮住，更显瘦削。我总是看到父亲穿着皮紧身裤。对他来说，那就是一种制服。他没有胡子，但留着长长的金红色唇髭，每次冬天回家以后，我亲吻他时都能感觉到上面的小冰晶。

我们的房子是一座漂亮的单层粉色砖房，位于城堡的高院，俯瞰着下层建筑，那里住着几户仆人、马夫和卫兵，他们的妻子大多在城堡里做洗衣工、裁缝或厨房帮工。

在那个院子里，我父亲就像一位君主，人们总是脱下帽子，充满敬意地同他说话。

每隔一周左右，他就会在某个凌晨或傍晚，和一个或几个佃农一起坐车出发，去某个遥远的集市上出售或购买动物，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分才回来。

他的办公室在一栋独立的大楼里，墙上挂着获奖的牛马照片，还有集市日历，以及几乎总是随着年份的推移而枯萎的、从土地上收获的最漂亮的麦穗。

十点左右，他穿过院子，进入一个独立的院子。他绕过建筑物，踏过农民们从未越过的大楼梯，在城堡的厚墙后面呆一阵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他意义上的司法警察的晨间报告。我小时候很自豪地看到他爬上那尊贵的台阶，看上去非常挺拔，没有一丝奴颜婢膝的样子。

他话不多，很少笑，但当他笑的时候，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的笑声很年轻，几乎像孩子一样，并且总是会被天真的笑话逗乐。

与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不喝酒。每次吃饭时，餐桌上都会为他留出一个小酒杯，里面装着庄园里的淡白葡萄酒，我从未见过他喝过其他酒，即使是在婚礼或葬礼上也没有。在集市上，他总是会经常光顾旅店，等侍从端过来一杯咖啡——他很喜欢咖啡。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上了一定年纪的男人。祖父去世时，我才五岁。至于我的外公外婆，他们住在五十多公里以外，我们每年只见两次面，因此对他们不是很了解。他们不是农民。他们在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就像乡下经常见到的那样，杂货店的两侧还有一家咖啡馆。

我今天不会争辩说这不是我们与丈人关系不密切的原因。

在我不到八岁的时候，我终于注意到我母亲怀孕了。通过窃窃私语和偶然捕捉到的话语，我得知没人料到母亲怀孕，因为在我出生后，医生就宣布她不可能再生育了。

后来我把这一切拼凑起来，一块一块地拼凑，我想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这样的。

当时，在隔壁比我们大的村子里，有一个留着尖尖的红胡子的医生，名叫加德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维克多·加德尔——人们不大谈论他，而且几乎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息。可能是因为他的胡子，也可能是因为关于他的一切说法，但我想我几乎把他当成了某种魔鬼。

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场悲剧，一场真正的悲剧，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悲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场悲剧对我们家，进而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德尔酗酒。他喝得比乡下任何一个农民都多，不是有空才喝，而是每天都喝，从早上开始，到晚上才停下。他喝得太多了，有他在的房间一定会散发出一股酒味，我总是厌恶地闻着这股酒味。

此外，他还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很脏。

那他怎么会是我父亲的朋友呢？这对我来说是个谜。事实上，他经常来看他，在我们家和他聊天，甚至有一种仪式：他一到，就会从镶着玻璃的餐具柜里拿出一小瓶白兰地，而餐具柜除了他之外几乎从未使用过。

我当时对于第一个悲剧几乎一无所知。加德尔医生的妻子怀孕了，应该是第六次或第七次怀孕。他大概四十多岁，在我眼里已经是个老太太了。

生产那天发生了什么？加德尔回家时似乎比平时喝得更醉，在妻子床边等待分娩时，他还在继续喝酒。

等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孩子们被送到邻居家里去了。天快亮时，什么也没发生，在那里过夜的嫂子暂时先回家了。

我们听到了喊叫声，一阵骚动，人们在医生那里进进出出。

他们进去的时候，加德尔正在角落里哭泣。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也死了。

过了很久，我还听到流言蜚语在耳边窃窃私语，脸上或愤慨或沮丧：

“一场字面意义上的血浴……”

– : –

几个月来，加德尔的悲剧一直是这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划归成了两个派系。

有些人——有很多人——选择去城里看别的医生，在那个年代，那可真是一趟不小的旅程；而另一些人，或漠不关心，或信心十足，继续找大胡子医生看病。

父亲从未向我透露过这些。所以我只能猜测。

可以肯定的是，加德尔从未停止过来看我们。他一如既往地走进我们家，期间的动作手势也是一样，把著名的金边酒壶放在他面前。

不过，他喝得少了。据说他再也没有喝醉过。有一天晚上，他被叫去一座十分偏远的农场接生，并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他回家时路过我们家，我记得他的脸色很苍白；我看到父亲用一种不合他风度的坚持握着他的手，似乎在鼓励他，似乎在对他说：“您看，这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我父亲从不对人绝望。

我从未听说他会不听任何解释就做出裁决，即使是庄园的害群之马，一个大嘴巴的佃农，即使他不得不向城堡报告他的劣迹，指责他不知在搞什么肮脏的阴谋。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妻子和孩子死后，没有发现有人向医生伸出援手，他肯定会迷失。

我父亲就是这样做的。当我母亲怀孕时，一种我很难解释但能理解的感觉迫使他坚持了下来。

不过他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在怀孕的最后阶段，他两次带我母亲去穆兰看专家。

预产期到了。半夜时分，一位马夫骑马去找医生。他们不让我出门，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管像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但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母亲去世时是早上七点，天刚蒙蒙亮，当我下楼时，尽管情绪激动，但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还是餐桌上的酒壶。

我仍然是一个独生子。邻居家的一个女孩搬到家里来打扫和照顾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加德尔医生跨进家门，也没听父亲提起过他。

在这场悲剧之后，我度过了一段灰暗迷茫的日子。我在村里上学。父亲的话越来越少。那年他32岁，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有多年轻。

在我12岁的时候，因为不可能让我每天往返穆兰上学，有人说要把我送到穆兰的中学去寄宿，我没有提出抗议。

我只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在那里很不开心，在一个似乎充满敌意的新世界里，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什么也没有对父亲说，他照例每个星期六晚上接我回家。我从未抱怨过。

他一定明白我的心思，因为在复活节假期，他的妹妹——她的丈夫在南特开了一家面包店——突然来找我们，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早已通过书信制定好的计划。

我姑姑本来面色红润，现在开始浮肿了。她没有孩子，为此非常苦恼。

一连几天，我看到她笨手笨脚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好像在驯服我。

她跟我谈起南特，谈起他们在港口附近的房子，谈起热面包的香味，谈起她的丈夫整夜待在面包店里，白天睡觉。

她非常开朗。我猜到了。我屈服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词），我已经接受了。

一个周日做完弥撒后，我和父亲在乡下散步时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第一次像个男人一样对我说话。他设想了我的未来，我不可能在村里读书，如果我继续在穆兰当寄宿生，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现在知道他在想什么了。他意识到，对于一个对生活还抱有无尽期望的孩子来说，像他这样一个孤芳自赏、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己思想里的人不适合陪在身边。

我和姑姑一起坐车离开，身后是一只大箱子，颠簸着跟我们前往车站。

我父亲没有哭。我也没有。

– : –

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在南特的几年，我是面包师和面包师妻子的侄子，我几乎已经习惯了那个男人，每天都能在烤箱的微光下看到他毛茸茸的胸膛。

我所有的假期都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我不敢说我们彼此陌生。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问题。

我爱我的父亲，尊敬他，但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现在还是这样吗？我倾向于这么认为。

当我再次变得好奇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问那些非常想问的问题了，我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他还能回答我的时候开口。

我父亲死于胸膜炎，享年四十四岁。

那时我还年轻，刚开始学医。我在他生前最后几次去城堡时，他颧骨上的粉红色和他那双在傍晚时分变得明亮而发热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我问姑姑：“家里有结核病人吗？”

她仿佛听我说出了什么可耻的缺陷，回答说：

“从来没有过！他们都像橡树一样强壮！你不记得你爷爷了吗？”

事实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还记得他曾有过干咳，但他把这归咎于吸烟。而且，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有同样的颧骨，颧骨下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的姑姑也有这样红润的脸颊。

“那是因为总呆在温暖的面包房里！”她反驳道。

但十年后，她和她哥哥一样死于这种疾病。

而我，回到南特，在开始新生活之前，我必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我犹豫了很久，才去了我的一位老师家，请他给我做检查。

“没有那方面的危险。”他向我保证。

两天后，我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

– : –

如果我现在回讨论西默农和他塑造的我的形象，我的妻子不会介意的，因为我需要讨论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触动我。

事实上，这也是最让我困扰的一点——我并不是指那些关于衣服或其他事情的小问题，我只是觉得提出这些问题很有趣。

如果我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不够敏感，我就不是我父亲的儿子，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有时会有一种不愉快的印象，西默农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为我加入警察队伍而向公众致歉。我确信，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我接受这个职业只是某种次要选择。

毫无疑问，我已经开始学医，我是自愿选择这个职业的，而不是像通常情况下那样，被什么有些野心的父母推向这个职业。

我多年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几句关于我的职业的文字，我逐渐明白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这个问题，甚至连我的妻子也没有。今天，我必须克服某种羞怯，才能把事情说清楚，或者说努力把事情说清楚。

西默农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了“命运修理工”，他并没有发明这个词，这个词其实是我发明的，他一定是在某天我们友好地聊天时听到我用了这个词。

我在想，这不都是因为加德尔吗？我后来意识到，他的悲剧对我的打击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为他是一名医生，因为他的失败，医学在我眼里有了非凡的声望，甚至成为了一种神职。

多年来，我在不知不觉中试图理解这个人在无法预料的命运中挣扎的悲剧。

我想起了父亲对他的态度，我不知道父亲的理解s是否和我同样，这是否就是父亲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他抓住机会的原因。

从加德尔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他们几乎都是淳朴的人，过着表面简单的生活，但总有一天要面对命运。

请不要忘记，我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想法，而是一个孩子的想法，然后是一个青少年的想法。

在我看来，母亲的死是一个愚蠢、毫无意义的悲剧！

我所经历的所有其他悲剧，所有的失败，都让我陷入了一种愤怒的绝望之中。

难道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吗？我们是否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见识的人——一个我多少能以家庭医生的身份见到的人，一个不会失败的加德尔——能够温和而坚定地说：

“你走错路了。如果继续往前，你注定会遇上灾难。你真正的位置在这里，而不是那里。”

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太多人没有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他们试图扮演一个不适合他们的角色，因而对他们来说，这场游戏已经提前失去了意义。

请不要以为我渴望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父神。

我试着去理解加德尔，又试图理解我父亲对他的行为，我继续环顾四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下面这个例子会让你会心一笑。那一年，我们班有五十八个人，五十八个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品质、抱负和缺点。我很喜欢追溯所有同学的理想命运，我在心里给他们想好了职业：“律师……税务员……”。

我还花了很多时间猜测我周围的人最后会死于什么。

这是否解释了我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对当时的我来说，“警察”这个词只会让我联想到街角的警长。虽然我听说过秘密警察，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突然之间，我不得不谋生。来到巴黎后，我对自己要选择的职业连一个模糊的概念都没有。鉴于我的学业尚未完成，除了在办公室工作之外，我几乎不可能指望有其他机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开始毫无热情地阅读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的姑父曾建议让我留在面包店工作，教我他的手艺，但我拒绝了。

我住在左岸的一家小旅馆里，和我住在同一楼层的一个男人让我很感兴趣，他大约四十岁，天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和我父亲有几分相似。

他的外表与我一直看到的那个穿着皮革紧身裤、肩膀下垂的瘦弱的金发男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个子不高，身材魁梧，棕色头发，因为秃顶，他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挽到额头上，黑色的小胡子末端拿熨斗卷过。

他总是穿着非常体面的黑色衣服，穿一件有天鹅绒领子的大衣（这解释了另一件大衣），带着一根有纯银柄的手杖。

我想他与我父亲的相似之处在于他的举止，在于他走路时不紧不慢的样子，在于他的倾听、观察，然后又将关注点拉回到自己身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当地的一家套餐餐厅遇到了他，得知他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吃晚饭，于是我开始无缘无故地想了解他。

我试图猜测他的职业，但徒劳无功。他一定是个单身汉，因为他一个人住在旅馆里。我能听到他早上起床和晚上回家的声音。

他从不接待任何人，有一次我见到他在圣米歇尔大道的拐角处与一个长相可疑的人交谈，当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称他是一个阿帕奇人³。

我即将在维克多尔街的一家饰品店找到一份工作。第二天，我将带着以前的老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去应聘。

那天晚上，在餐厅里，不知出于什么直觉，我决定从桌子上站起来，正好碰上隔壁邻居把餐巾放回储物柜，于是我就帮他开了门。

他一定是注意到我了。也许他猜到我想和他说话，因为他仔细地看着我。

“谢谢您。”他说。

然后，当我站在人行道上时，他说：

“您要回旅馆吗？”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

那是一个美丽的深秋夜晚。码头就在不远处，月亮正从树林中升起。

“一个人在巴黎？”

“是的，一个人。”

他没有要求我陪他，但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您在找工作吗？”

“您怎么知道的？”

他懒得回答，只是在嘴唇间滑了一下。我很快就明白了原因。他有口臭，他自己知道。

“您是外省人吗？”

“南特人，但我来自乡下。”

我自信满满地对他说。这可以算是我来巴黎后找到的第一个同伴，他的沉默丝毫没有让我感到困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习惯了父亲慈祥的沉默。

当我们走到圣米歇尔桥另一边的奥尔费弗尔滨河街时，我已经向他讲述了我的大部分故事。

他在一扇半开的大门前停下，对我说：

“您介意等我一会儿吗？几分钟就好。”

门口站着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我踱来踱去走了一会儿，然后问他：

“这不是司法宫吗？”

“这是警察局大楼的入口。”

我的隔壁邻居叫雅克曼。他是个单身汉，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塞纳河漫步时我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多次穿过同一座桥，几乎每次都能看到高耸入云的司法宫。

他是一名便衣警探⁴，他向我简短地介绍了他的工作，就像我父亲介绍他的工作一样，他的语气中也隐隐透着自豪。

三年后，他遇害了，当时我还没能让自己置身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办公室，在我眼中，这些办公室已经变得很有声望。事情发生在意大利门附近的一次斗殴中。一颗子弹原本不是冲着他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

他的照片和其他一些人的照片一起保存在一个黑色相框里，上面写着：“因公殉职”。

他没怎么和我说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我说话。这并不妨碍我在晚上11点左右，用因不耐烦而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您真的认为这有可能吗？”

“我明天晚上给您答复。”

当然，问题并不是能否直接加入巴黎警察局。我那时还没有文凭，而且每个人都必须从基层做起。

我唯一的愿望是，无论以何种身份，都能被巴黎的某个地方警察局录取，让我自己去发现雅克曼探长带我瞥见的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当我们离开时，在我们下榻的旅馆（现已拆除）的楼道上，他问我：

“您会介意穿着制服吗？”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有点震惊，短暂的犹豫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一定很不高兴。

“不……”我低声回答。

我确实穿制服了，但时间不长，七八个月。我腿很长，而且很瘦，走路也快——虽然今天看来很奇怪——但我得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教我了解巴黎，这个我仍然不断迷路的城市，我被安排向各办公室送信。

西默农讲过这个故事吗？我不记得了。几个月来，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咖啡馆和双层公共汽车之间，那时的公共汽车还是由马拉的，它们从蒙马特冲下来的方式特别吓人。

公务员仍然穿着礼服大衣，戴高礼帽，达到一定级别以上则穿晨礼服。

大多数警察都是中年男人，通常都是红鼻子，可以看到他们在酒吧里和马车夫一起喝酒，并被歌手们无耻地嘲笑着。

我还没有结婚。我的制服使我很难向年轻女孩求爱，我决定只有等我不再以一名携带公文信封的信使，而是以一名警探的身份走过大楼梯，进入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办公室之后，我才会开始真正的生活。

当我想隔壁邻居谈起这个野心时，他没有笑，而是带着深思熟虑的神情看着我，喃喃地说：

“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这么快就要参加他的葬礼了。我对人类命运的预言还有待改进。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