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在公路局1les Ponts et Chaussées，桥梁公路工程局。的眼皮底下吃昂塞尔姆和热拉尔丁的小点心。
我的父亲和祖父有没有想过，他们本可以有一番不一样的作为？他们是否有过其他抱负？他们是否渴望过与自己不同的命运？
有趣的是，我们与人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却对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也经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感觉像是跨越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不久前，我和西默农在里夏尔-勒努瓦大道的公寓里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不记得这是否正好是他去美国的前一天。他在我父亲的放大照片前驻足，这张照片他在餐厅的墙上已经看了很多年。
他一边仔细端详，一边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似乎在试图进行比较，这让他陷入了沉思。
“简而言之，”他最后说，“梅格雷，您出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在一个家庭发展的理想时刻，成为了一名高级官员，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或者，您可能更喜欢另一种表达，成为一名高级公务员。”
我对这番话印象深刻，因为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这么具体，也没有这么个人化：我注意到，我的许多同事都是农村出身，他们最近都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
西默农带着遗憾的神情继续羡慕我：
“我领先了一代人。我得追溯到我的祖父，才能找到与您父亲相似的人。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公务员了。”
我妻子专注地看着他，尝试理解，他则语气轻松地补充道：
“通常情况下，我应该走后门，从下层做起，进入自由职业，努力地成为当地的医生、律师或工程师。否则……”
“否则如何？”
“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反叛者。这是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否则社会上就会冒出一大批医生和律师。我想我是属于提供最多失败案例的那一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这个话题。可能是因为我在回想早年的生活，并试图分析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我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巴黎，那里的财富比今天更加耀眼。
巴黎有格外显眼的两个世界：一个充满财富，另一个只有贫穷；而我就活在后一个世界。
前一个世界在众人的注视下过着高雅而悠闲的生活，报纸不遗余力地盯着这些人的日常行为，而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和虚荣。
但我从没有一刻想过要反抗。我并不羡慕他们。我不希望有一天能过上他们的生活。我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相提并论。
对我来说，他们的世界就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陌生。
我记得自己食欲旺盛，这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传奇了。在南特，我的姑姑经常念叨，我每次放学回家总是先吃掉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两小时后又迎来一顿晚餐。
我挣的钱不多，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满足口腹之欲；对我来说，奢侈并非坐在林荫大道著名咖啡馆露台上，也不是浏览和平街商店的橱窗，奢侈只是简单的我站在熟食店货架前。
我记得在我日常骑行的线路上，有几家熟食店十分吸引人。在我还穿着制服骑着自行车在巴黎穿梭的那段时间，我总是会计算好时间，好省出几分钟去人行道上买一块香肠或一片肉酱，再到旁边的面包店买一个面包卷来吃。
吃饱喝足后，我感到心情愉悦，充满自信。我的工作问心无愧。再微不足道的任务我也总是用心办妥。而且也不存在加班的问题。我认为我的所有时间都属于警察，因此每次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我提这些不是为了表扬自己，而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心态。
当时很少有警察2原文为Sergents de ville，警察的旧称。接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因为雅克曼探长的缘故，我已经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事很快就广为人知了——但我还不知道都有谁知道，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
几个月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任命了一个似乎出乎意料的岗位：圣乔治区警察局长秘书。
不过，当时这份工作有个并不光彩的名字：警察局长的走狗。
他们收走了我的自行车、警徽和制服。我还被禁止在巴黎街头执行任务时光顾熟食店。
有一天我穿着便装，经过圣米歇尔大道的人行道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叫我，这让我特别高兴。
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高个子男孩在喊我。
“朱贝尔！”我喊道。
“梅格雷！”
“你怎么在这里？”
“我还想问你呢？……听着，我现在不敢呆在外面。七点钟来药房门口找我。。”
朱贝尔，费利克斯·朱贝尔，他是我在南特医学院的同学。我知道他和我同时中断了学业，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
他并不笨，但思维很迟钝，我记得人们这样评价他：
“他前一天还刻苦到脸上长痘，但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瘦骨嶙峋，鼻梁高挺，五官端正，一头红发；在我的记忆里，他满脸痘痘——不是那些让年轻人叫苦不迭的小痘痘，而是红色或紫色的大痘痘——因此经常用药膏和药粉敷脸。
那天晚上，我来到他工作了几个星期的药店等他。他在巴黎举目无亲。他住在Cherche-Midi附近，和两三个人一起寄宿。
“你现在都做些什么？”
“我加入了警察队伍。”
我还记得他那双像少女一样清澈的紫罗兰眼睛，努力掩饰着自己的难以置信。
“警察？”他重复地说道，声音里充满滑稽。
他看了看我的着装，不肯相信地找了找林荫道拐角处的值班警察，似乎想做个比较。
“我是局长的秘书。”
“啊，很好。我明白了！”
不管是出于对人的尊重，还是因为我无法解释，他也无法理解，我都没有告诉他，三周前我还穿着制服，理想是加入警察局。
在他和许多人的眼中，秘书是完美的、光荣的：我很干净，坐办公室，周围都是书本，手里拿着笔杆。
“你在巴黎有很多朋友吗？”
除了雅克曼探长，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因为在警察局，我还是个新人，而人们总要经过一番评估才会对别人敞开心扉。
“也没有女朋友？空闲时间你都做些什么？”
首先，我没多少空闲时间。其次，我在学习，为了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决定参加刚刚设立的考试。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甜品一上桌，他带着满怀希望的神情对我说：
“我得给你介绍一下。”
“介绍给谁？”
“一些好心人。我的朋友。你很快就知道了。”
那天他没有再进一步向我解释什么。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没有再见到对方。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没有给他我的地址。我也没有他的地址。
我也没有想到去他的药店外等他。
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法兰西剧院门口相遇了，当时我们都在排队。
“真蠢！”他说，“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你在哪个警察局工作。我把你的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
他谈论这些朋友的方式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个完全离群的团体，甚至一个神秘的教派。
“你至少有一件西装吧？”
“有一件。”
不用说，那是我父亲的西装，他曾在婚礼上穿过，风格有些老式，我把它改成了适合我的尺寸。
“我星期五来找你。星期五晚上八点一定要留出时间。你会跳舞吗？“
“不会。”
“没关系。但如果你想上几节课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知道有个又好又便宜的课程。我去上过。”
这一次，他记下了我的地址，甚至记下了我下班时常去的那家小餐馆。星期五晚上，他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床上，等着我换衣服。
“我必须向你解释清楚，以免你犯错误。你和我将是那里唯二不在公路局任职的人。是我之前偶然遇到的一个远房表亲介绍我和他们认识的。莱昂纳尔夫妇很有魅力。他们的侄女是最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孩。”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爱上了她，为了向我展示他的激情对象，他几乎是强行把我带走的。
“别担心，那里还有其他人。”他向我保证道，“一些非常好的人。”
由于当时下着雨，为了避免到达时满身泥泞，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在巴黎第一次因为非工作原因而叫出租车。我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经过煤气灯时的白衬衫前襟。我还记得费利克斯·朱贝尔让司机停在一家花店前，买些东西来装饰我们的扣眼。
“老莱昂纳尔先生，”他解释道，“人们叫他昂塞尔姆，已经退休十年了。他之前是公路局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就是现在，他的继任者还会时不时来向他咨询。他侄女的父亲也是公路局的管理人员之一。可以说，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公路局。”
听他谈起这个行政部门的语气，不难发现朱贝尔已经把那里当成了一个失落的天堂，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开创自己的事业，以免把宝贵的岁月浪费在学医上。
“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在距离巴士底广场不远的博马舍大道停下，眼前是一座古老而舒适，看起来很奢华的建筑。三楼的所有窗户都亮着灯，而朱贝尔下马车时的表情清楚地表明，这里就是他所说的社交活动要举行的地方。
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后悔让自己被拖着走。我的领子有些磨损，让人很不舒服；我觉得我的领带总是歪歪扭扭的，西装的一条尾巴像鸡毛一样竖起来。
楼梯的光线很暗，台阶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给人一种奢华的印象。楼梯上的彩色玻璃窗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见过的最精致的东西。
朱伯特在他满是疙瘩的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药膏，不知怎的竟让脸上泛起了紫色的光泽。他虔诚地拉了拉挂在门前的一个装饰大流苏。我们可以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谈话声和笑声，声音放肆高亮，显得这场聚会无比热闹。
一位系着白色围裙的女仆前来开门，费利克斯表现得像一个熟人，他脱下大衣，高兴地说道：
“晚上好，克莱芒丝。”
“晚上好，费利克斯先生。”
客厅很大，但光线昏暗，挂满了深色挂饰；透过一扇大窗台可以看到隔壁的房间，家具都被推到了墙边，以便腾出地板来跳舞。
朱贝尔保护性地把我引向坐在壁炉旁的一位白发老太太。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朋友梅格雷，我曾有幸和您谈起过他，他很想亲自向您表示敬意。”
毫无疑问，他一路上都在重复他的那句话，确保我敬礼得体，确保我不会太尴尬，总之，确保我能给他长点面子。
这位老太太很讨人喜欢——身材娇小，五官精致，面容活泼——直到她笑着说：
“您为什么不加入公路局呢？昂塞尔姆一定会非常遗憾的。”
她叫热拉尔丁。她的丈夫安塞尔姆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上，一动不动，仿佛是从房间里搬出来的蜡像。他年纪很大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而热拉尔丁也已年过八旬。
有人在闷声弹钢琴，一个穿着西装的胖胖的男孩和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年轻女孩在翻动乐谱。我只能从后面看到她。当我被介绍给她时，我不敢直视她的脸，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里。
我们还没有开始跳舞。有张桌子上摆着一个托盘，里面盛着小点心，当不久之后朱贝尔让我自生自灭时，我走近了它；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不是贪吃，因为我不饿，而且我从来都不喜欢吃小点心——可能是为了尽量表现得自然吧。
我机械地吃了一块。然后又拿了一块。这时我听见有人说：
“嘘！……”
第二个女孩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微微眯着眼睛，站在钢琴旁边开始唱歌，她一只手靠在钢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扇子。
我还在吃。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更没有注意到，老太太正惊讶地盯着我看，而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我的举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其中一个年轻人对他旁边的人说了半句话，我们又一次听到了：
“嘘！……”
从黑衣服上的光点可以数出在场女孩的数量。她们一共有四个人。朱贝尔似乎想引起我的注意，但没有成功，他郁闷地看到我一个接一个地拿起小点心，认真地吃起来。他后来向我承认，他为我感到难过，他确信我没有吃晚饭。
其他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歌曲结束了。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挥了挥手，大家都鼓起掌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被盯着看的人是我——我站在台桌旁，嘴里塞得满满的，手上还拿着一个小蛋糕。
我差点没有道歉就离开了，我心里直打退堂鼓，恨不得立即逃出这栋房子——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
就在那一刻，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了一张脸，是那个蓝衣女孩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柔和的、令人安心的、近乎熟悉的表情。她好像理解我，并在鼓励我。
女仆拿着茶点进来时递给我一个杯子，但我吃了这么多东西，不敢再喝了。
“露易丝，你还是不要吃点心了。”
我这才知道蓝衣女孩叫露易丝，是莱昂纳尔夫妇的侄女。
她先招呼了所有人，然后才走到我身边，指着嵌着一小块蜜饯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的蛋糕，一脸了然地说：
“他们留下了最好的。”然后尝了一口。
我当时只找到了一个回答：
“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是我和梅格雷夫人交换的第一句话。
– : –
后来，等她开始阅读我写的内容，我知道她会耸耸肩，然后喃喃自语：
“说这些有什么用？”
她在内心深处很喜欢西默农笔下的形象，一个亲切的“老奶奶”，总是在做饭，总是在擦拭，总是在呵护她的大孩子丈夫。我猜想，正是因为这个形象，她才第一个与他建立了真正的友谊，甚至把他当成家人，在我无意攻击他的时候也会为他辩护。
但是，就像所有的肖像画一样，它也远远不够准确。当我在那个难忘的夜晚见到她时，她是一个丰满的年轻女孩，面容清秀，眼睛里闪烁着她的朋友们没有的光芒。
如果我没有吃蛋糕，会发生什么呢？她很可能不会注意到我，因为当时还有十几个年轻人，除了我的朋友朱贝尔之外，他们都在公路局工作。
“公路局”，这三个字对我们来说有着近乎滑稽的含义，只要有一个人说出来，我们就会会心一笑；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听到这三个字，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互相投去会心的目光。
为了正确地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在这里给出舍勒家族、库尔特家族和莱昂纳尔家族的整个家谱，我一直对此感到困惑，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我妻子那边”的家族。
如果你去阿尔萨斯，从斯特拉斯堡到米卢斯，你可能会听说过这个家族。我相信在拿破仑时期，是一位来自沙拉赫贝格海姆的库尔特第一个建立了公路局的准王朝传统。他似乎在当时很有名气，并与同属一个政府的舍勒家族结盟。
莱昂纳尔家族也加入了这个家族，从那时起，从父亲到儿子，从兄弟到姐夫或堂兄弟，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同一个机构的成员，以至于等库尔特成为科尔马最大的酿酒商之一时，人们说他堕落了。
那天晚上，我还只是猜测，多亏了朱贝尔给了我一些线索。
我们在瓢泼大雨中再次出门，但这次没有坐出租车，因为那附近很难找到出租车，我很快就后悔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你觉得她怎么样？”
“谁？”
“露易丝！我不怪你。当时的情况也很尴尬。你看到她是多么机智地让你放心，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爱丽丝·佩雷更耀眼，但是……”
我不知道爱丽丝·佩雷是谁。那天晚上我只认识那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孩，她在跳舞间隙来和我聊天。
“爱丽丝就是那个唱歌的人。我想她很快就会和为她伴舞的路易斯订婚了，他的父母非常有钱。”
那天晚上我们分别得很晚。每次下雨，我们都会去一家还开着的小酒馆喝咖啡避雨。费利克斯不让我走，跟我说了很多关于路易丝的事，想逼我承认她是个理想的女孩。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机会。正是因为她的父母想在公路局为她找一个丈夫，所以把她送到她叔叔莱昂纳尔那里。你看，在科尔马或米卢斯肯定没有合适的人选，不然他们肯定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了。她两个月前来的。她整个冬天都要呆在巴黎。
“她知道吗？“
“什么？”
“他们在公路局为她找丈夫。”
“当然知道。但她不在乎。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比你想象的要有个性得多。你还没来得及欣赏她呢。下周五，你应该和她多聊聊。你要是会跳舞就更容易了。为什么不趁这一周的空当上几节课呢？”
我没有上舞蹈课。幸好如此。因为露易丝与善良的朱贝尔想得完全不一样，她最讨厌的就是挽着舞伴的胳膊在房里打转。
大约两周后，发生了一件我当时非常重视的小事——这事也许确实狠重要，但在我这里有特殊的意义。
常去莱奥纳尔家的年轻工程师们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之间使用的词汇只有自己兄弟会的人才能理解。
我讨厌他们吗？也许吧。我也不喜欢他们坚持叫我警察局长。这已经成了一个让我厌烦的游戏。
“嘿，局长……”他们会从房间的这头喊到那头。
有一次，朱贝尔和露易丝在一个角落里聊天，旁边有一盆我现在还能看到的绿色植物，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年轻人走到他们身边，小声地告诉他们一些事情，还饶有兴致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过了一会儿，我问我的朋友。
“他说什么了！”
他尴尬而回避地回答道：
“没什么。”
“是说的坏话吧？”
“到外面再告诉你。”
这个长着眼镜的男孩在其他人群中重复他的把戏，每个人似乎都以我为乐子。
每个人都是如此，除了露易丝，那天晚上，露易丝拒绝了几支舞，一直在和我聊天。
一到外面，我就问菲利克斯：
“他说什么了？”
“先老实回答我。你在成为局长的秘书之前是做什么的？”
“之前……我在警察局……”
“穿着制服？”
就是这个！这就是重点。那个戴眼镜的家伙一定看到过我穿警服，现在认出来了。
现在想象一下，在这些公路局的绅士中间混进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
“她说了什么？”我问道，喉咙发紧。
“她非常得体。她总是非常得体。你不会相信我，但你会明白……”
可怜的朱贝尔！
“她回答说，这身制服肯定比他穿的好看得多。”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没有去博马舍大道。我避免与朱贝尔见面。两星期后，他又来找我了。
“知道吗，星期五有人很担心你啊。”
“谁？”
“莱昂纳尔太太。她问我你是不是病了。“
“我一直在忙。“
我确信，如果莱昂纳尔夫人提到我，一定因为她的侄女……
好了！我觉得没必要再讨论这些细节了。要想不把刚才写的这些东西丢进垃圾桶已经够难了。
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贝尔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我们没有隐瞒或欺骗他，但他什么也没怀疑。他还是会来旅馆接我，一边说我不会打扮，一边帮我系领带。他看到我一个人呆在客厅的角落时会对我说：
“你应该照顾好露易丝。你太没礼貌了。”
每次我们离开时他还会说：
“你以为她对你没兴趣就错了。恰恰相反，她非常喜欢你。她总是问我关于你的问题。”
圣诞节前后，那个眯着眼的女孩和钢琴家订婚了，在博马舍大道上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不知道是露易丝的态度开始让其他人泄气了，还是我们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谨慎。事实是，每个星期五，来昂塞尔姆和热拉尔丁公寓里的人都会变少了。
二月份，我在卧室里向朱贝尔完全坦白了。那个星期五，他没有穿礼服，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还带着法国喜剧院里一些主角的苦涩和不甘。
“我还是来给你系领带了！”他冷笑着说。
“你不自由吗？”
“恰恰相反，我完全自由了，像鸟儿一样自由，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我的白领带，目光紧紧盯着我：
“露易丝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惊呆了。因为她还什么都没对我说。我也什么都没告诉她。
“你在说什么？”
“你和她。”
“但是我……”
“我问过她了。我昨天特地去找她了。”
“你问了什么？”
“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
“她拒绝了吗？”
“她说不。她说她很喜欢我，我永远是她最好的朋友，但是……”
“她提到我了吗？”
“没特别提到。”
“那么……”
“我自己想通了！第一天晚上你吃点心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了。当时她溺爱地看着你，当女人用那种溺爱的眼神看着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时……”
可怜的朱贝尔！我们几乎立刻就失去了他的踪影，就像我们不知道除了莱昂纳尔叔叔之外，所有那些来自公路局的绅士们都去了哪里一样。
多年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我快五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马赛的卡内比耶尔一家药店买阿司匹林。我没看清店面上的名字。我听到了一声惊呼：
“梅格雷！”
“朱贝尔！”
“你在忙什么？这可真是个傻问题，这些年你都上多少回报纸了，露易丝怎么样了？”
然后他跟我说了他大儿子的事，命运或许有些讽刺，他正在准备参加公路局的招录考试。
– : –
朱贝尔离开博马舍大道后，周五晚上的人越来越少，再后来就经常没有人弹钢琴了。这时候露易丝会开始弹琴，我则在旁边翻乐谱，一两对舞伴在餐厅跳舞——餐厅已经变得太大了。
我从未问过露易丝是否愿意嫁给我。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我的职业：警察，侦探。
我告诉他，等我最终能到奥尔费弗尔滨河街工作时，我能挣多少钱，我告诉她至少还需要三年，在那之前，我的薪水不够养活一个像样的家庭。
我还告诉她我与泽维尔·吉夏尔的两三次会面，他已经是局长了，他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或多或少会给我一些庇护。
“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巴黎。因为，您知道，我的余生都会在巴黎度过。”
“但我们在这里可以像在外省一样安静地生活，不是吗？”
最后，在一个星期五，我一个客人都没有看到，只有热拉尔丁亲自来开门，她穿着黑色的丝绸，带着某种庄重的心情对我说：
“进来吧！”
露易丝不在客厅里。没有装有蛋糕的托盘，没有茶点。春天来了，壁炉里也没有火。我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了，我一直把帽子拿在手里，为我的西装、皮鞋感到尴尬。
“告诉我，年轻人，您有什么打算？”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那声音听起来干巴巴的，带着指责。我不敢抬头，在地毯上只能看到一件黑色连衣裙的边缘和一只非常尖的鞋尖伸出来。我的耳朵都红了。
“我向您发誓……”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有要求您发誓。我是在问您，是否打算娶她。”
我最后看了她一眼，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老妇人的脸上流露出如此深情的恶意。
“我当然愿意！”
似乎——或者事后有人这样告诉我——我像个千斤顶一样站了起来，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当然！”
还差点喊出第三遍：
“当然了！”
她甚至没有提高音量：
“露易丝！”
露易丝站在半开的门后，尴尬地走了进来，脸色和我一样红。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她伯母说。
“为什么？”我问。“她不相信他？”
“我不确定。是伯母……”
我们继续吧，我相信婚姻审查制度会让你断了念想的。
至于老莱昂纳尔，我得说他不太热心，而且一直不能原谅我不是公路局的干部。他都快一百岁了，体弱多病，只能坐在扶手椅上，看着我摇头晃脑，好像世界的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您得请假去一趟科尔马。您觉得复活节假期怎么样？”
是老热拉尔丁分批给露易丝的父母写信——用她的话说，是为了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复活节时，我只有48个小时的假期。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火车上度过，那时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快。
我得到了意料之中的接待，对方并不热情。
“要想知道你们是否都是认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远离对方。露易丝今年夏天会留在这里。您秋天可以回来看我们。”
“我可以给她写信吗？”
“只要别太夸张。一周一封也就够了。”
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当时一点也不好笑。
我曾发誓，要让朱贝尔做我的伴郎，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我去圣米歇尔大道的药房找他时，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花了一个夏天找房子，最后相中了里夏尔-勒努瓦大道上的那一间。
“我在等待更好的机会，你明白吗？等我被任命为警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