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的回忆

——所谓工作，就是和钉皮鞋¹、阿帕奇人、妓女、通风口、人行道和车站打交道。

几年前，有几个人在讨论成立一个俱乐部，可能更像是每月一次的晚宴，叫做“钉皮鞋晚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多菲娜啤酒店举行了开胃酒会。我们讨论了哪些人可以参加，哪些人不能参加。我们还认真地讨论了来自另一栋房子——我指的是索赛街——的人能否被视为我们小组的成员。

然后，不出所有人的预料，事情没有进一步发展。当时，我们中至少有四位司法警察局的探员还在为“钉皮鞋”这个名字感到自豪——这个名字曾经被歌舞厅的歌手用在我们身上，某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警探有时会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些经过磨砺的老手。

在过去，一个人需要花很多年才能争取更高一级的地位，光靠考试是不够的。警探要想晋升，就必须在每个部门都干出成绩。

要让新一代人准确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并不容易。

“钉皮鞋”和“大胡子”，当人们谈起警察时，这些词自然会浮现在脑海中。

而且，我也穿了很多年的钉皮鞋。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它们。它们也不像漫画家们所暗示的那样优雅舒适，我穿它们，是出于更朴实的原因。

确切地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的待遇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本世纪初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年轻人羡慕地谈论着那时的物价，只要两个苏²就能买到哈瓦那雪茄，二十个苏的晚餐还有葡萄酒和咖啡。

但他们忘记了，在公务员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的收入还不到一百法郎。

当我在巡逻时，我每天经常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无论刮风下雨，我都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数公里。

因此，我们结婚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我的鞋子。当我在月底把装着工资的信封交给妻子时，她会把里面的硬币分成小堆。

“给屠夫的……交房租的……结煤气的……”

最后一堆白色硬币几乎所剩无几，几乎不可能说：

“给你买鞋子的。”

我的梦想是能买一双新鞋，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只是一个梦想。我通常会在好几个星期以后才会提起我的鞋底有多少个洞在贪婪地喝着地上积水。

我并不是出于愤怒才提这些琐碎的，相反，我很愉快，我认为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警察的生活。

当时没有出租车，即使满大街都是出租车，我们也无法乘坐，就像我们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的消防车一样。

更何况，在公路大队，我们的工作就是靠两条腿在人群中穿梭，从早到晚或从晚到早。

回想那时候，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大雨呢？人们可能会觉得，但凡发生什么大事，一定是在下雨；或者说，在那样的日子里，季节是不一样的。至于我，想必是因为雨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挑战。被淋湿的远不止我们的鞋子。大衣从肩头开始渐渐变成了冷褥子，帽子开始滴水，塞进口袋的手也冻得发青。

当时的街道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照明。郊区的一些街道还没有铺设路面。晚上，窗户在黑暗中划出淡黄色的方块，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房屋还是靠煤气照明，更穷苦的人家还在依靠蜡烛。

还有那些阿帕奇人。

在老城墙周围的阴暗区域，一些年轻人到处耍刀子，通常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偷有钱人的钱包或手表，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

这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是个“厉害角色”，好让那些穿着黑色百褶裙、梳着大发髻、在煤气灯下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的小姑娘们对自己刮目相看。

我们手无寸铁。与公众的认知正好相反，便衣警察的口袋里是不允许携带左轮手枪的，我们确实会在某些情况下携带左轮手枪，但那也是违反规定的，而且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全责。

新人们通常承受不了这样的责任。我们一般不太愿意去拉维莱特、梅尼蒙当和意大利门附近的一些街道上，光是靠近后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有时都会让我们心惊肉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话也是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如果我因为什么事不能及时回家，根本不可能打电话通知妻子，她只能坐在餐厅，在煤气壁炉的灯光下度过孤独的夜晚，听着楼梯上的声音，把同一份晚餐重新加热四五次。

至于漫画中的小胡子，也是真的。毕竟，一个没有小胡子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冒充仆人。

我有过相当长的桃花心木色的小胡子，比我父亲的略深一些，尖端渐细。后来，它们变短了，长度逐渐比不过一把牙刷，最后完全消失了。

事实上，大多数警探都留着你在漫画上看到的那种黑色大胡子。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这个职业主要吸引的是来自中央山脉的人。

在巴黎，几乎没有哪条街道是我没有仔细走过的，我认识了路边所有的小人物：从乞丐、风琴师、卖花人，到算命师和扒手，再到妓女和大部分时候在警察局过夜的老酒鬼。

我曾在夜晚“当过”巴黎大堂³、莫贝尔广场⁴和各色码头堤岸。

我也“当过”群众——这是最重要的工作——王座嘉年华⁵和讷伊嘉年华⁶，隆尚跑马场⁷的比赛和爱国主义示威、阅兵、外国君主来访、马车游行、巡回马戏团、跳蚤市场。

只要在这一行干几个月或几年后，脑海中就会印刻下大量剪影和面孔，永远挥之不去。

我很想——这很难——或多或少准确地介绍一下我们与客户的关系，包括那些会被我们定期带到牢房的客户。

不用说，对我们来说，风景如画的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不可避免地用一种专业的眼光来看待巴黎的街道，这种眼光盯着某些熟悉的细节，抓住这种或那种特殊性并得出结论。

当我写下这个主题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警察和他负责追捕的猎物建立起来的纽带。首先，除极个别情况外，警察与猎物之间绝对没有仇恨，甚至没有怨恨。

也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怜悯。

我们的关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严格的职业关系。

可以想象，我们见得多了，不会对某些人的不幸遭遇和变态行为感到惊讶。因此，我们不会对后者感到愤怒，但在面对前者时也不会像不知情的路人那样心痛。

西默农试图传达而没有成功的，是一种看似矛盾的家庭精神。

请不要认为我在说一些我没有说的话。我们当然站在街垒的两边。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一路人。

克利希大道上的妓女和看管她的警探都穿了一双烂鞋，都因在马路上来回走动而双脚酸痛。他们不得不忍受同样的雨水，同样的冷风。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夜晚，他们几乎都用同样的眼睛看到了周围人群流动的另一面。

在集市上也是如此，扒手在人群中偷偷摸摸。对他来说，集市，或者任何几百人的集会，并不意味着狂欢、木马、马戏团或姜饼，而是意味着无辜者口袋里的钱包。

对警察来说也是如此。双方一眼就能认出那些自以为是的外省人，他们将是理想的受害者。

我曾多次跟踪我认识的某个扒手——或许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绳子”——一跟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我跟在他后面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在那儿。

他的任务是拿到钱包或手表，我的任务则是阻止他或当场抓住他。

有时候，“绳子”会转过身来对我微笑。我也回以微笑。有时他甚至会跟我说话，然后叹气：

“这太难了！”

我并非不知道他已经身无分文，他要是今晚失手，晚饭就没了。

他也不知道我的月薪是一百法郎，我的皮鞋破了洞，我的妻子正焦急地等着我。

我好言好语地阻止了他至少十次：

“你完蛋了！”

他几乎和我一样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他能在警察局得到一份晚饭，晚上睡觉时能有个屋顶。有些人对警察局非常熟悉，他们会问：

“今晚谁值班？”

因为有些人允许他们抽烟，另一些则不会。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开始觉得人行道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因为我被分配到了百货商店。

我没有经历风雨、严寒、烈日和灰尘，而是在过热的空气中，在干酪布、未漂白的棉花、油毡和丝光线的气味中度过每一天。

那时，在货架之间的过道上有好几个有暖气通风口，将干燥的热空气吹到人身上。如果是湿漉漉的时候来这儿，确实非常棒。只要站在通风口边上，马上就会散开一团蒸汽。

但几个小时后，你会更愿意呆在门边，因为每次开门都会放进一点氧气。

重要的是要表现得自然。要像个顾客！尤其是当整层楼除了胸衣、女士内衣和一串串丝绸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更容易了，不是吗？

“您介意跟我来吗？请不要大惊小怪。”

有些人立即明白了，一言不发地陪着我们进入主任办公室。其他人则会鄙夷地看他一眼，用尖锐的声音回答，甚至神经质地发作。

然而，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也是普通客户。无论是在乐蓬马歇⁸、卢浮宫百货公司⁹还是巴黎春天¹⁰，总能看到熟悉的身影，她们大多是中年妇女，在裙子和衬裙之间的口袋里塞满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商品。

回想起来，一年半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但那时候总觉得每一个小时都像在牙医的等候室里一样漫长。

我妻子有时会问我：“你今天下午在商场¹¹吗？我得去买点东西。”

我们没有交谈。我们假装不认识对方。真是美妙。我很高兴看到她自豪地从一个货架走向另一个货架，偶尔向我抛一个谨慎的媚眼。

我想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除了警察，她会不会嫁给别人。她知道我所有同事的名字，熟悉那些她从未见过的人，熟悉他们的特质、成功和失败。

我过了好多年才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一个由我值班的星期天早晨，向她介绍了奥尔费弗尔滨河街那栋著名的建筑。她并不感到惊讶。她像在家里一样四处走来走去，寻找着她从道听途说中耳熟能详的细节。

她唯一的反应是：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脏。”

“为什么会脏呢？”

“只有男人住的地方才不会那么干净。而且还会有味道。”

我没有带她参观牢房，那里有她预想到的气味。

“左边这个是谁的座位？”

“托伦斯的。”

“那个胖胖的？我早该知道。他像个孩子。他还在桌子的木头上刻他名字的缩写呢。”

“那个经常走路的老拉格鲁姆呢？”

既然我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鞋子的事，我不妨也讲讲那个让我妻子觉得遗憾的故事。

拉格鲁姆，我们都叫他老拉格鲁姆，他是我们中最年长的一个，但从未升职到警探。他是一个长寿而忧伤的人。夏天，他饱受花粉症的折磨；而天气一转凉，他的慢性支气管炎又会让他咳嗽不止，整个司法警察局都能听见他咳嗽的声音。

幸运的是，他并不经常在局里。有一天，他在谈到自己的咳嗽时说：

“医生建议我呼吸新鲜空气。“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了。他有一双长腿和一双大脚，我们把整个巴黎最不可能的调查委托给他——那些迫使你日复一日地穿越城市的各个方向，甚至不抱任何希望的调查。

“就交给拉格鲁姆吧！“

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除了那个人自己，他严肃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条指示，把卷起来的雨伞夹在腋下，向大家挥手后离开。

我现在在想，他是不是完全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不甘心。他这些年一直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妻子，晚上还要赶回郊区的家里做家务。女儿结婚时，我想是他起夜照顾孩子。

“拉格鲁姆，你身上还有一股孩子便便的味道！”

一个老妇人在考兰库尔街被谋杀了。一起微不足道的犯罪，没有在报刊上引起任何轰动，因为受害者只是个收入很少的妇女，没有朋友或家人。

这些几乎总是最棘手的案件。因为圣诞节的临近，我被困在百货公司忙得不可开交，虽然不用处理这件案子，但其他人一样，我知道调查的细节。

作案工具是留在现场的一把菜刀。那把刀是唯一的线索。那是一把普通的菜刀，所有的五金店、杂货店和最小的邻里商店都有卖，制造商声称这种刀在巴黎地区已经卖出了数万把。

这把刀是全新的。很显然是专门为这个场合买的。刀柄上用墨水写下的价格还没有磨灭。

正是这个细节让我们对找到卖出它的店主产生了一丝希望。

“拉格鲁姆！找出这把刀是在哪里买的。”

他用一张报纸把刀包好，揣进口袋就触发了。他开始了为期九周的巴黎之旅。每天早上，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晚上再把刀放在抽屉里。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看到他把武器放进口袋，拿起雨伞，然后带着同样的问候离开。

我知道有多少商店——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传奇——可能卖过这样一把刀。如果不考虑旧城范围，光是巴黎的二十个区也很吓人了。

没有必要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只能是一条街一条街地走，几乎是挨家挨户地问。拉格鲁姆的口袋里有一张巴黎地图，他每小时都要在上面划掉一定数量的街道。

我想，到最后他的上司已经忘了他被分配了什么任务。

“拉格鲁姆有空吗？”

有人会回答说他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们就不再费心询问他了。就像我说的，那是在假期前。冬雨绵绵，天气寒冷，人行道上黏糊糊的，拉格鲁姆还是带着他的支气管炎和空洞的咳嗽从早到晚走来走去，从不疲倦，也从不怀疑这是否有意义。

第九个星期，新年过后，天寒地冻，他在下午三点出现，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阴沉，眼神中没有丝毫喜悦或欣慰的火花。

“头儿在吗？”

“你找到了？”

“找到了。”

不是在五金店，也不是在集市，更不是在家居用品店。他在这些地方都徒劳无获。

那把刀是罗什舒阿尔大道的一家文具店卖出的。店主认出了自己的笔迹，还记得两个多月前有个戴绿围巾的年轻人从他那里买走了这把武器。

他提供了相当准确的描述，这个年轻人被逮捕并在第二年被处决。

至于拉格鲁姆，他死在了街上，不是死于支气管炎，而是死于心脏衰竭。

– : –

在谈论车站，尤其是那个我似乎仍有一笔旧账要算的北站之前，我必须得谈谈一个不算愉快的话题。

在谈到我早期职业生涯担任的各种职位时，经常会有人问我：

“您也当过风化警察吗？”

我们现在不这么叫了。我们叫它“便衣警察缉捕大队”，听起来稍微谦逊低调几分。

是的，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我进过这个大队。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

虽然我现在意识到那是一段必要的履历，但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仍然有些模糊且尴尬。

我已经说过，警察与他们负责监视的人之间会自然形成一种熟悉感。

这种熟悉感不可避免，就算在这个部门也是一样。而且更甚于其他部门。可以这么说，每个警探的客户群都是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女性组成的，她们几乎总是出现在同样的地方：同一家酒店的门口，或者同一盏煤气灯下，或者同一家酒馆的露台上。

那时我还没有现在的身材，有人说我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

如果你还记得博马舍大道上的小舞会，相比就会明白，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害羞的。

风化大队的大多数警官对那些他们知道名字或绰号的姑娘们都直呼为“你”，而且按照传统，当他们在突击检查后把她们从囚车里拎出来时，总会相互开最恶毒的玩笑，争着蹦出最粗俗下流的词语。

这些女士们也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卷起裙子，露出屁股，同时说一些挑衅的话。毫无疑问，她们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对对方的最大侮辱。

一开始我会脸红，因为我还是很容易脸红。她们也注意到了我的尴尬，我们至少可以承认，这些女人都很了解男人。

因此，我并没有成为她们的眼中钉，倒成了她们的嘲弄对象。

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从来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我相信很多同事甚至不知道我叫什么……如果有人问我的意见，我也不会选择这个名字。我也不以此为耻。

是对知道这件事的警探的小报复吗？

我主要负责塞瓦斯托波尔¹²一带，特别是在巴黎大堂附近，那里当时常有下层姑娘光顾，特别是一些年纪很大的妓女，那里就像是她们的避难所。

刚从布列塔尼或其他地方来的小女仆也在这里开始了她们的生活，因此这里出现了两个极端：被皮条客争抢的十六岁少女和自卫能力极强的大龄妓女。

有一天，拉锯战开始了——因为它马上就变成了拉锯战。我经过其中一个站在肮脏旅馆门口的老妇人时，听到她用腐烂的牙齿对我微笑：

“晚上好，儒勒！”

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了这个名字，但没走多远，我又听到了同样的话。

“嘿，儒勒？”

此后，每当她们聚在一起看我经过，就会爆发出笑声，并发表我无法写下的评论。

我知道如果换成其他警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他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能把其中一些人带走，关进圣-拉扎尔监狱好好反省。

如果我这么做了，或许会得到一些尊重。

但我没有这么做。不一定是出于正义感。也不是因为怜悯。

可能是因为我不想陪她们玩这个游戏。我宁愿假装没听见。我希望她们会觉得无聊。但这些女孩就像孩子一样，永远有开不完的玩笑。

我一出现，人群中就有人开始大喊或唱着儒勒。当我检查她们的执照时，其他人会对我说：

“别这么刻薄嘛，儒勒！你太可爱了！”

可怜的露易丝！那段时间，她最担心的不是我会屈服于某种诱惑，而是我会把一些恶心的疾病带回家。我带回了跳蚤。我一回家，她就让我脱衣服洗澡，她则在楼道上或开着的窗前给我刷洗衣服。

“你今天一定碰了什么东西。好好洗手！”

不是有人说喝杯水都会得梅毒吗？

虽然不好受，但我学到了该学的东西。难道不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职业吗？

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要求换岗。我的上司们自作主张地调换了我的岗位，我想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业绩的考虑，而不是我。

我被分配到了火车站。更准确地说，我被分配到一座名为巴黎北站的黑暗而险恶的建筑。

– : –

这里和百货公司一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雨。但是这里不避寒也不避风，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像北站大厅那样四面通风了，在那几个月，我在感冒这件事上差点胜了老拉格鲁姆。

请不要以为我在抱怨，也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报复而刻意把事情描绘得十分阴暗。

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很高兴在街上闲逛，而当我在百货公司里留意所谓的偷窃狂时，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每次都在进步，就像在学习一门手艺，而这门手艺的复杂性对我来说与日俱增。

比方说，每当我看到东站，总是忍不住感到悲伤，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战争动员画面¹³。而另一边的里昂火车站和蒙帕纳斯火车站则会让我想到假期。

北站是巴黎最寒冷、最繁忙的火车站，总是能让我联想到每日为面包而苦苦挣扎的情景。是因为它通往矿区和工厂吗？

早上，从比利时和德国开来的第一趟夜班火车上通常会有几个骗子，几个人贩子，他们的脸就像透过玻璃看到的白天一样难看。

他们并不总是小人物。其中有一些国际贩运的专业人员，他们有自己的代理人、幌子、党羽，他们玩硬的，并且会备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

这群人还没走远，郊区的火车就进站了，它们不是从西部或南部的美丽村庄开来的，而是从黑色和不健康的城市¹⁴开来的。

而那些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试图逃离的人们总是逆向而行，前往最近的边境——比利时。

成百上千的人在弥漫着烟味和汗味的昏暗大厅里等待，他们熙熙攘攘，从售票处跑到行李房，看着宣布到达和出发的告示牌，在孩子、狗和行李箱中间吃着或喝着什么；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怎么睡觉，或是因为害怕迟到而变得暴躁，或是对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感到焦虑。

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寻找一张更加紧闭的脸，一双更加坚定的眼睛，一张正在把握最后机会的男人或女人的脸。

火车就在那里，几分钟后就要开了。只剩一百多米了，只需要递上一张紧握在手中的车票就好了。巨大的淡黄色钟面上的指针向前跳动着。

要么快乐加倍，要么一无所有！要么自由，要么坐牢。或者更糟。

我观察着，依靠的只有皮夹里的一张照片，或是一段描述——有时只是耳朵的特征描述。

有时我们会同时看到对方，然后目光相撞。几乎每次都是在那个时候，对方反应过来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他的性格、他所冒的风险、他的神经，甚至是一个微小的物质细节——一扇开着或关着的门，一个恰好在我们之间的行李箱。

有些人试图逃跑，他们疯狂地穿过抗议或候车的人群，穿过静止的车厢、铁轨和轨道控制开关。

我认识两个人，其中一个非常年轻，他们相隔三个月做出了相同的举动。

他们都把手伸进口袋，好像在掏烟。但下一秒，就在人群之中，他们双眼紧紧盯着我，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

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怨恨，就像我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怨恨一样。

我们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们输掉了比赛，只输了一分，仅此而已，现在他们退场了。

我也输了，因为我的职责是将他们绳之以法。

我看到成千上万的火车离开。我又看到成千上万的火车驶来，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拥挤，长长的队伍匆匆忙忙地赶往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

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即使我不值班，即使我奇迹般地和妻子去度假，我的目光也会从人们的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一个有些害怕的人身上，无论他们掩饰得多么好。

“你不来吗？你怎么了？”

在我们进入车厢之前，或者我应该说在火车开动之前，我妻子都不能确定假期是否真的会到来。

“你在干什么？你又不是在值班！”

我有时会跟着她叹气，然后带着遗憾，最后一次把头转向消失在人群中的神秘面孔。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职业习惯，或是对正义的某种热爱。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没有结局的游戏。一旦开始，就很难，甚至不可能退出。

事实证明，我们这些最终退休的人，最后往往又会违背自己退休的决定，几乎总是要开一家私人侦探所。

当然，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我不知道有哪位警官在抱怨自己遭受了三十年警察生活的苦难之后，真的不愿意再回去服役的，他们有时候甚至不在乎薪水。

我对北站的记忆很深刻。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在清晨看到那里弥漫着潮湿、粘稠的雾气，被吵醒的人群拥挤着走向铁轨或莫伯日街。

我在那里遇到的人性样本是最绝望的，我在那里逮捕的一些人让我感到更多的是悔恨，而不是职业上的满足。

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