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楼梯，楼梯，走不完的楼梯！
街头不时发生骚乱，几乎总是与政治动荡有关，这不再仅仅是民众不满情绪的表现。似乎在某个时刻出现了一个缺口，无形的闸门被打开了，富人区突然出现了一些平时总被人们忽视的人，他们似乎从“圣迹区”1la Cour des Miracles，“圣迹区”是乞丐小偷的聚居地，他们白天装成各种病患乞讨，晚上像正常人一样回来，仿佛接受了圣迹，因此得名。冒出来，在人们的注视下从窗前走过，仿佛中世纪不法之地的流氓和恶棍。
当这种现象在2月6日的暴乱2此处可能指1934年2月6日的危机（Crise du 6 février 1934），但此时梅格雷已经进入了刑事侦察大队。1934年法国极右翼团体在警察局长让·恰普被解职后在巴黎众议院前发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及后续产生的骚乱，以抗议左翼势力逐渐强大的政府。该事件直接导致第二届由爱德华·达拉第领导的法国政府下台，并对法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之后发生得如此猛烈时，最让我吃惊的是大多数媒体在第二天所表达的惊讶。
入侵巴黎市中心几个小时的不是示威者，而是一个个看起来皮包骨头的人，他们像群狼一样散布着恐怖，这让那些因为职业关系几乎和我们一样了解首都底层情况的人突然感到震惊。
那一次，巴黎真的被吓坏了。第二天，随着秩序的恢复，巴黎就忘记了这群人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洞穴。
警察不就是为了把他们关在那里吗？
你知道吗，有一个大队专门负责处理居住在第二十区的二三十万北非人、葡萄牙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再说得具体一些，他们不熟悉，甚至完全不懂我们的语言，更不用说遵守我们的法律或其他社会规范了。
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地图上，我们用彩色铅笔标注了各种区域：犹太人在蔷薇路3Rue des Rosiers，蔷薇路，位于巴黎第四区，其中犹太人聚居中心俗称为“Pletzl”（意第绪语的“小地方”之意）。，意大利人在市政厅4Hôtel de Ville，指巴黎自1357年以来的市政厅所在地，位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Place de l’Hôtel-de-Ville）。周边，俄国人在岱纳5Ternes，应指岱纳大街（Avenue des Ternes）或岱纳广场（place des Ternes）附近区域，位于巴黎第十七区。和当费尔-罗歇罗广场6Denfert-Rochereau，指当费尔-罗歇罗广场及周边区域，广场位于巴黎第十四区蒙帕纳斯，以普法战争期间组织贝尔福围城防御的法国指挥官当费尔-罗歇罗将军命名。……
许多人只是想融入社会，并不会惹事；但也有一些人，或成群结队，或独立成行，刻意把自己摆在边缘，过着神秘的生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们几乎总是自以为是的人，带着他们的小骗局和精心伪装的恶习，嘴唇微微颤抖着，用我很熟悉的方式问：
“您从来不觉得厌恶吗？”
他们不是在谈论任何一件特别的事情，而是在谈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所处理的那些事情。他们想让我们告诉他们一些肮脏的秘密，一些前所未闻的恶习，一个他们可以愤慨并暗中陶醉的世界。
他们喜欢用“贫民窟”这个词。
“您在贫民窟都看到了什么？”
我不想回答他们。我总是不带任何表情地看着他们，他们也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显示出尴尬，也不再坚持询问了。
我在巡逻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集市、百货商店、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已经谈过了我在北站的经历。
但毫无疑问，在旅馆大队7Garnis，指Service des garnis，负责监视旅馆、赌场、难民和外国人，以及对会议和团体进行政治监视，所有这些工作都与后来由一般情报局（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开展的工作相似。，我看到的最多的是那些人，每当出现冲突或骚乱时，那些好邻居们总是会被吓到。
现在我不需要再穿钉皮鞋了，因为不用每天再人行道上走几公里的路了，我如今再地面和高层之间不断循环。
我每天都要查看数十家甚至数百家旅馆的档案，其中大多是带家具的客房，很少安装电梯，你必须在闷热的楼梯间忍受刺鼻的贫困气味爬上六七层楼。
还有配着旋转门，两侧站有身着制服的侍从的大饭店，警察们每天都在打探里面的故事和秘密。
但是最常见的是在成千上万家名不见经传、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来的旅馆，里面藏着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大量流动人口，其中很少有证件齐全的。
我们会结伴而行，有时，在危险的街区，人数会更多。我们会在午夜过后一点，在大多数人睡觉的时候行动。
然后噩梦就开始了。某些细节总是一样的：守夜人或在桌子后面睡觉的老板或老板娘总是不情愿地醒来，试图遮掩过去。
“您知道，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以前，名字是登记在册的。后来，有了强制身份证，就需要填写表格了。
我们会让一个人留在楼下。另一个上楼。有时，尽管我们做了很多预防措施，还是会走漏风声。从一楼开始，整个房子开始像蜂窝一样嗡嗡作响，人们匆忙地在房间进进出出，楼梯上传来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空房间，床还是暖的，屋顶的天窗却开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够在不惊动客人的情况下到达顶楼，敲响第一道门，回答我们的几乎总是呻吟和几句外语。
“警察！”
他们都听得懂这个词。有些人穿着衬衫，有些人赤身裸体，不论男女老少，都在刺眼的灯光下，在难闻的气味里走动，打开不可思议的行李箱，寻找被压在最下面护照。
你一定能看到这些人眼中的焦虑、梦游般的手势，以及除了背井离乡的人之外很少见的谦卑。要我说是自豪的谦卑吗？
他们并不恨我们。我们是主人。我们拥有——或者说他们认为我们拥有——最可怕的权力：把他们送回边境的权力。
有些人经过了多年的筹划和耐心才最终来到这里。他们已经到达了应许之地。他们有证件，无论真假。
当他们把证件递给我们时，总是担心我们会把证件放进口袋，他们本能地想用微笑来赢得我们的好感，找了几个法语单词结结巴巴地说出来：
“Missié li commissaire…”（警长先生……）
女人们很少保持谦卑，有时你可以从她们的眼神中读出犹豫，因为她们对着没有整理的床铺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难道我们不动心吗？这难道我们不会感到欢愉吗？
然而，那里的每个人都很骄傲，有一种我无法形容的骄傲。野兽的骄傲？
事实上，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要打他们还是会放过他们。
有时，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人挥舞着他的证件，惊慌失措地开始用他自己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说着，打手势叫其他人来帮忙解释，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一个老实人，事情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
一些人哭了起来，另一些人则缩在角落里，面露凶相，似乎随时准备扑上来，但实际上却听天由命。
身份检查。这就是行政语言中对这番操作的称呼。那些证件齐全的人能够留在自己的房间，你可以听到他们如释重负地把自己锁在里面。
其他人……
“下楼！”
如果他们没听懂，你必须加上手势。然后他们穿上衣服，自言自语。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带走什么。有时我们一转身，他们就会去某个隐蔽的地方寻找他们的宝藏，然后把它塞到口袋里或衣服下面。
这些人在在一楼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不再说话，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案子，想着一会儿要如何为自己辩护。
在圣安托万区的一些旅馆里，我有时能一个房间里发现七八个波兰人，他们大多躺在地板上。
只有一个人登记在案。店主知道吗？他向多住的人收钱了吗？很有可能，但没有必要去证实。
当然，其他人的证件也不符合规定。当他们在黎明时分被迫离开房间的庇护时，他们会做什么？
没有工作许可证，他们不可能正常谋生。但他们没有饿死。所以他们有东西吃。
过去有无数人如此，现在仍然有成千上万人处于相同的境地。
如果我们能在他们的口袋里，在房间的柜子上，或是在他们的鞋子里找到钱，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问：这些钱是怎么来的？这是最累人的一种审讯。
即使他们听得懂法语，也会假装没听懂，一脸无辜地看着你，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他们的无罪抗议。
没必要向其他人打听他们。他们不会背叛彼此。他们都会讲述同样的故事。
然而，巴黎大区平均65%的罪行都是外国人犯下的。
楼梯，楼梯，没完没了的楼梯。不仅晚上要走，白天也要走，到处都是女孩，有些是职业妓女，有些不是。有些人是如此年轻美丽，你不禁要问为什么她们要从自己的国家远道而来。
我认识一个波兰姑娘，她在圣安托万街与五个男人同住一个旅馆房间，告诉他们去哪个地方抢劫，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奖励那些成功的人，而其他人则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然后通常愤怒地扑向筋疲力尽的赢家。
其中有两个身材高大、蛮力惊人的家伙，但她并不害怕他们，她用微笑或皱眉的方式与他们保持着恭敬的距离。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讯他们时，我看到他们不知用母语说了句什么话之后，她悄悄地打了其中一个巨人一巴掌。
“您一定什么都见识过！”
我们在各个不同规模的行动中见识过许多男人和女人，他们各有各的风格，每次的情况各不相同。我们看到他们，我们记录他们，我们试图理解他们。
不是为了理解一些人类奥秘。我最强烈地、几乎是愤怒地抗议的也许正是这种小说观念。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做这些更正的原因之一。
我承认西默农试图解释过这一点。在他的书中，我经常看到自己露出我从来没有过的某些笑容或是某些态度，这些态度会让我的同事们耸耸肩，也让我感到无比尴尬。
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我的妻子。然而，当我下班回家时，无论我在处理什么案件，她都会好奇地询问我。
就我而言，我从不做所谓的保密工作。
我像其他从办公室回来的公务员一样坐在桌边。然后，我会三言两语，就像自言自语一样，讲述一次遭遇、一次审讯，谈谈我必须调查的那个男人或女人。
如果她提问，几乎总是技术性问题。
“在哪个区？”
或者：
“多大了？”
又或者：
“她来法国多久了？”
因为这些细节最终对她和对我们都有启示意义。
她不会问我那些肮脏或可怜的旁枝末节。
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冷漠！
“他妻子去牢里探望过他了吗？”
“今天上午。”
“带孩子一起去的吗？”
她对有孩子的人特别感兴趣，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有人认为非法移民、罪犯或坏人都没有孩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曾经收留过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被我送进监狱度过余生，但我们知道，她的父亲一旦恢复正常，就会来接她。
她经常来看我们。她现在是一个妙龄少女了，我妻子会很自豪地在下午带她逛商店。
我想强调的是，在我们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的行为中，既没有多愁善感，也没有严厉的态度，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仇恨，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怜悯。
我们与人打交道。我们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记录事实。我们寻求建立他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知识是技术性的。
年轻时，我走访了一家盲人旅馆，从地窖到阁楼，深入房间的各个角落，在人们熟睡时、在他们最原始的亲密关系中给他们惊喜，用放大镜检查他们的文件，我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首先，有些面孔我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巴黎并不大，在特定的环境中，你会重复遇到同样的人。
其次，一些案例的再现几乎完全相同，同样的原因带来了同样的结果。
来自中欧的某个倒霉蛋积攒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积蓄，从本国某个秘密机构购买了假护照，当他安全越过边境时，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最多半年到一年，他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我们的手中。
更妙的是，我们可以在他越过边境后立即跟踪他，预测他最终会出现在哪个街区、餐馆或旅馆。
我们知道他会在哪里设法获得必要的工作许可证——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每天早上在大型漂白工厂门前绵延不断的队伍中抓住他。
如果他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我们又何必生气或怨恨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第一次在大众舞厅登台献艺的小姑娘。我们是否应该让她回去找老板，从今往后避开她那引人注目的优雅伴侣？
那样做毫无意义。她会回来的。然后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巴黎大堂或巴士底的一家酒店附近的舞厅再次登台。
平均每年有一万人离开他们的村庄，来到巴黎，成为某户人家的佣人，然后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他们就可能踏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一个曾经在工厂干活的十八岁或二十岁的男孩开始讲究某种特殊的穿戴和行为，开始光顾某家酒吧时，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穿上新西装和新袜子，系上领带。
他最后也在一次入室盗窃未遂或持枪抢劫后落到我们手里，脸上露出狡猾或懊悔的表情，除非他事先成了一名偷车贼。
有些迹象是永远骗不了人的，正是在一个又一个部门的岗位转换中，在每天都要走上数公里的人行道上，在一层又一层的旅馆房间里，在各种贫民窟和人群里，我们学会了识别这些迹象。
这就时我们从不觉得“钉皮鞋”这个绰号冒犯的原因，恰恰相反。
到了四十岁，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警探们通常已经认识了所有的扒手。我们甚至知道在哪一天，在哪一个仪式或晚会上，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就像我们很有可能知道即将发生一起珠宝劫案，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很少被当场抓获的老手开始走投无路了。他离开了位于奥斯曼大道的旅馆，去了共和国广场附近一家更简陋的旅馆。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付账了。和他同居的女人开始对他大吵大闹，他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买过一顶帽子了。
我们不可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警察的数量永远跟不上所有的嫌疑人的数量。但我们掌握了他的行动。巡逻人员被提醒要特别注意珠宝店。
我们知道他的犯罪手法。我们知道他不会用别的方法。
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没有那么幸运。但我们有时确实在行动中抓住了他。有时这是在与他的同伴进行了谨慎的谈话之后，我们明确表示，如果她向我们通报情况，她的未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报纸上有很多关于黑帮分子在蒙马特或方丹街区火并的报道，因为夜里的枪声总是会让公众感到兴奋。
但是这是我们在总局最不担心的案件。
我们了解敌对帮派、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争执点。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个人仇恨和恩怨。
一起犯罪导致另一起犯罪。卢西亚诺是在杜埃街的一家酒吧被枪杀的吗？科西嘉人迟早会报复的。而且，几乎每次都会有一方向我们提供线索。
“有人在计划扳倒平脚德代。他知道这一点，出门时总是带着两个保镖。”
在德代被枪杀的那一天，十有八九会有一个神秘电话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
“少一个需要担心的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逮捕罪犯，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人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以他们严格遵守的某种准则的名义互相残杀。
这就是西默农在我们的第一次访谈中明确提到的：
“我对职业罪犯不感兴趣。”
很少有其他犯罪，这点他当时并不清楚，但后来明白了。
我说的不是激情犯罪，激情犯罪大多没有什么神秘性，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严重危机的必然结果。
我说的也不是周六或周日晚上“区域”8La Zone，围绕巴黎30多公里的“区域”是梯也尔城墙（巴黎城墙）前的一片区域，1870年普法战争后被废弃，后来成为了法国最大是贫民窟，直到1956年巴黎环路在此区域建成。内两个醉汉之间相互拿刀打架。
除了这些意外事件，最常见的犯罪有两种：
某个孤独的老妇人被一个或几个年轻的暴徒谋害谋杀，以及一个妓女在空地上被人谋杀。
对于前者，罪犯逃脱的情况极为罕见。几乎每次都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年轻人，他们失业好几个月，渴望扮演一个硬汉。
他住在某家烟草店，或是某家服装店，或是某条冷清街道上的某家小店。
有时，他会买一把左轮手枪；其他时候，他会直接用锤子或扳手作案。
几乎每次，他都认识受害者，而且受害者有十分之一的概率还曾经对他很好。
他并没有下定决心要杀人。他用围巾蒙住脸，以免被认出来。
但是围巾意外滑落了，或者老夫人开始尖叫了。
如果他有枪，那他现在已经开枪了；如果没有，那他也已经抄起扳手了。如果他开枪，他会惊恐地把子弹全部射完。如果他打人，他会打上十几二十次。我们认为他的野蛮行径实际上是因为被吓疯了。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被击溃但仍试图厚颜无耻地炫耀时，我们只会对他说：
“白痴！”
这样的年轻人通常都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他们幸运地得到一位著名律师对他们的案件感兴趣，至少也得判二十年。
至于杀害妓女的凶手，我们很可能需要奇迹才能抓住他们。这是我所知的最漫长、最令人沮丧，也最令人恶心的调查。
故事的开头总是某个水手用船钩从塞纳河某处钓出一个麻袋。里面几乎总是装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要么头不见了，要么是胳膊不见了，要么是腿不见了。
往往需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确定死者的身份。通常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娘，是那些不再把客人带到旅馆或房间，直接在门口或栅栏的庇护下行事的妓女。
人们已经不再在附近看到她，一到夜幕降临，这里就笼罩在神秘和寂静的阴影中。
那些认识她的人不愿意与我们联系。面对询问也总是含糊其辞。
最终，通过极大的耐心，我们终于知道了她的某些常客，他们也都是孤僻、寂寞、青春不再的男人，只对她留下了一个轮廓的记忆。
是谋财吗？不太可能。她的积蓄少得可怜。
是这些老人中的一个突然疯了，还是从其他地方、其他街区来了一个疯子，那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危机来临，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采取其他罪犯无法做到的预防措施的疯子中的一个？
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罪犯，一旦他们完成犯罪，就会回归正常生活，彻底消失了。
他们可能受人尊敬，可能是位父亲，也可能是位模范员工。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抓到他们时，几乎总是无法令人信服地为他们定罪。
我们对所有类型的犯罪都有相当准确的统计。
除了一种：
中毒。
而所有的近似值都不可靠，不是太多就是太少。
每隔三到六个月，在巴黎或外省，特别是在外省一个很小的城镇或农村，一个医生碰巧更仔细地检查了一位死者，并对某些特征感到好奇。
我说“碰巧”，是因为死者通常是他的一个客户，一个他认识已久的病人。他在病床上突然死去，他的家人在他身边，他们表现出应有的悲痛迹象。
亲属们不喜欢听到“验尸”两个字。只有当医生的怀疑足够强烈时，才会决定进行尸检。
或者，在葬礼几周后，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其中提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
我想强调的是，开展此类调查必须满足所有条件。行政手续非常复杂。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农妇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丈夫去世，她想嫁给男仆，而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有些人会粗暴地总结，她向大自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有时是男人，他想摆脱已成为家中累赘的病妻，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他们是偶然被发现的。但是，还有多少情况与偶然无关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测。我们和索赛街都有一些人认为，在所有罪行中，尤其是未受惩罚的罪行中，这种情况最为常见。
其他的犯罪，那些小说家和所谓的心理学家感兴趣的犯罪，是如此不常见，以至于在我们的活动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但那是公众最熟悉的案件。西默农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些案件，我想他还会继续讲述下去。
我说的是那些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生的犯罪，它们就像长期沉闷发酵的结果。
在巴黎或其他地方，一条普通、干净、舒适的街道上。人们有舒适的住所、家庭生活、体面的职业。
我们从未跨过他们的门槛。那是一个我们通常不会被接纳的地方，我们会在那里会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尴尬。
然后，有人死于非命，我们按响门铃，发现面前是一张张紧闭的面孔，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似乎都有自己的秘密。
在这里，多年来在巡逻中、在火车站和旅馆大队获得的经验并不适用。也没有穷人对权威、对警察的那种本能的尊重。
没有人害怕被驱逐出境。也不会有人被带到总局办公室接受几个小时的审讯。
我们面前的人就是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会问我们的自以为是的人。
“您从来不觉得厌恶吗？”
我们就是对他们感到厌恶。但不是马上。不会一直这样。因为任务是漫长而危险的。
只要没有来自部长、副部长或其他重要人物的电话，试图让我们离开这个案子。
我们需要逐步揭开家族的体面外衣，揭开或多或少令人厌恶的家族秘密，每个人都同意向我们隐瞒这些秘密，但我们必须揭露这些秘密，而不必担心会遭到反抗和威胁。
有时是五个人，有时是六个人甚至更多，对某些事情撒同样的谎，同时狡猾地试图让其他人理解。
西默农喜欢把我描述成一个沉重而脾气暴躁的人，对自己的皮囊感到不自在，俯视着别人，叫嚣着自己的问题。
正是在这些案件中，他看到了这样的我，面对那些可以被称为业余犯罪的案件，我们最终总会发现是利益犯罪。
不是金钱犯罪。我指的不是出于对金钱的迫切需求而犯下的罪行，就像那些杀害老妇人的小恶棍一样。
在这些表象背后，是更复杂、更长远的利益，以及对体面的担忧。这往往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隐藏着一生的诡计和肮脏交易。
当人们最终被迫忏悔时，他们会流露出卑劣的一面，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总是对后果感到恐慌。
“难道我们要看着整个家庭陷入泥潭吗？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这种事时有发生，我很后悔。有些人本该离开我的办公室去桑特监狱的，但他们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因为有些影响是警察督察，甚至是局长都无能为力的。
“您从来不觉得厌恶吗？”
当我为旅馆大队服务，日日夜夜攀爬在肮脏拥挤、带家具的公寓楼层时，我从未感到厌恶，因为每一扇门都通向一个苦难或悲剧。
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我对经过我手的几千名各类职业罪犯的反应也不合适。
他们在玩自己的游戏，但输了。几乎所有人都热衷于炫耀，有些人一旦被定罪，就要求我去监狱探望他们，在那里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
我可以提到有几个人要求我在他们被处决时在场，他们希望我是他们死前最后见到的人。
“我会没事的，你会看到的！”
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并不总是成功。我常常把他们的遗书装在口袋里一起带走，并确保每封信都有我的小纸条。
当我回到家时，我的妻子只需看我一眼，不用问我任何问题，就能知道事情的经过。
至于其他的，我不想多说，她也知道某些坏情绪的含义，也知道我晚上回家后坐在桌前，把食物铲到盘子里的某种方式，但她没有追问。
这恰恰证明了她不会嫁给公路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