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的回忆

第七章

——一个仿佛奏响了胜利号角的早晨,一个不再瘦弱但还不太胖的年轻人。

 

我仍然记得那天早晨阳光的味道和颜色。那是三月。春天来得很早。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从里夏尔-勒努瓦大道步行去奥尔费弗尔滨河街。

我那天没有任何外勤工作,只有一些文件需要在旅馆大队归档。那可能是整个司法宫最黑暗的办公室了,位于一楼,有一扇通往庭院的小门,我选择不把门关上。

我在工作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靠近那扇门。我记得阳光将庭院一分为二,也将一辆等候的牢车一分为二。驾车的两匹马不时地在鹅卵石上踢着蹄子,在它们身后有一堆细小的金色粪便,在还带着寒风中冒着热气。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院子让我想起了高中时的某些课间活动,每年这个时候,空气中突然开始散发出香味,奔跑后的皮肤也会散发出春天的味道。

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电话铃响了。

“您能转告梅格雷,说头头在找他吗?”

是楼上那位在岗位上工作了近五十年的老职员的声音。

“我就是。”

“那就上去吧。”

即使是一向尘土飞扬的大楼梯此时也显得很可爱,阳光照进来仿佛把这里变成了教堂。上午的报告刚刚结束。我要敲门时,仍有两位腋下夹着文件夹的探长在局长门口交谈。

一进办公室,我就闻到了刚刚离开办公室的人的烟斗和香烟的味道。泽维尔-吉夏尔身后的一扇窗户开着,他如丝般的白发上洒满了阳光。

他没有向我伸出手。在办公室里,他几乎从不这样做。但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愿意用他的友谊来尊重我和我的妻子。

第一次,他邀请我单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他的公寓看他。他没有住在那条林荫道富有、势利的那部分区域。相反,他就住在莫贝尔广场对面一栋崭新的大房子里,周围是摇摇欲坠的房子和肮脏的旅馆。

第二次,我和我妻子一起去的。他们俩一见如故。

他当然对她和我都有好感,但他经常无意中伤害我们。

起初,每当他看到露易丝,都会执意看看她的腰身,如果我们没反应过来,他就会咳嗽着说:

“别忘了,我想当教父。”

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单身汉。除了他那担任市警察局长的哥哥,他在巴黎没有别的亲戚。

“别让我等太久……”

几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我记得当他第一说要给我加薪的时候,他说:

“也许现在您能给我生个教子了。”

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脸红,为什么我的妻子在我伸出手安慰她的时候会低下头1梅格雷夫妇曾有一个女儿,但是早夭。

那天早上,他在灯光下显得非常严肃。他让我站在那里,坚持要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就像军队里的准尉检查新兵一样,这让我感到很尴尬。

“您知道自己变胖了吗,梅格雷?”

我当时已经三十岁了。我已逐渐不再瘦弱,我的肩膀变宽了,胸膛也更挺了,但和现在的身材还是无法相提并论。

这一定很明显。我当时一定看起来很松弛,身上还戴着一些婴儿气。因为我每次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焦虑地瞥一眼自己的身材时,就是这种感受。

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没有一件衣服适合我。

“是的,我确实越来越胖了。”

我几乎想道歉,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享受的乐子。

“我想我最好给您换个部门。”

有两个大队我还没有加入过,博彩大队和金融大队,后者是我的噩梦,就像曾经期末考试中的三角函数一样恐怖。

“您现在多大了?”

“三十。”

“年龄正好!正合适。从今天起,小勒叙厄尔会接替您在旅馆大队的职位,您到纪尧姆探长2Marcel Guillaume,马塞尔·纪尧姆,1872年-1963年,1928年起领导司法警察局的刑事侦察大队,被媒体称为“司法警察局的王牌”。纪尧姆也是梅格雷的角色原型,西默农后经泽维尔·吉夏尔介绍与纪尧姆相识并结成朋友。纪尧姆当时的搭档费弗里耶(Février,法语二月之意)则是梅格雷手下让维耶(Janvier,法语一月之意)的原型。手下工作。”

他知道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表现得很轻描淡写,仿佛这不是什么大事。我站在他面前,耳边仿佛听见了胜利的号角。

突然,在一个似乎是特意选定的早晨——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吉夏尔干的——我一生的梦想成真了。

我终于进入了刑事侦查大队。

一刻钟后,我已经把旧办公室的外套、肥皂、公文包、铅笔和一些文件都搬上楼了。

刑事侦查大队又一个专门的办公室,里面有五六个探员,在叫我进去之前,纪尧姆探长让我像新来的学生一样安顿下来。

“想喝点什么吗?”

我没有拒绝。午餐时间,我自豪地带着我的新同事们去了多菲娜啤酒店。

我经常在那里看到他们,而我和以前的同事们就坐在另一张桌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就像在中学里看着和老师们一样高的毕业班学生,后者几乎和他们平等相待。

这是非常准确的比喻,因为纪尧姆和我们在一起,情报局的局长也坐过来了。

“你们要喝什么?”我问。

以前,我总是和同事们喝几杯啤酒,很少喝开胃酒。但是现在显然不能按照以前的习惯来。

有人说:

“柑橘利口酒吧——库拉索酒3Curaçao,库拉索酒,一种利口酒,采用库拉索群岛产的一种苦橙拉腊哈的果皮酿制而成。。”

“大家都喝柑橘利口酒吗?”

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不记得一共点了多少杯。这是我第一次品尝这种酒。我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觉得它几乎没有酒味。

“再来一轮?”

现在不正是慷慨解囊的好时机吗?我们又喝了第三轮,然后是第四轮。我的新领导也请大家喝了一轮。

这座城市充满了阳光。街道仿佛在流动。穿着光鲜的姑娘们格外让人着迷。我在行人之间穿梭而过。我看着商店橱窗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胖。

我跑了起来。我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我开心极了。我还没有踏上楼梯,已经构思好了一会儿要对妻子发表的演说。

我踩空了最后一级台阶,一头栽了下去。我还没来得及起身,门就开了,露易丝一定是担心我迟到了。

“你受伤了吗?”

说来好笑,在我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醉了,这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楼梯围绕着我旋转。我妻子的身影模糊不清。我至少能看到两张嘴和三四只眼睛。

信不信由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感到羞愧难当,不敢再看她一眼;我像犯了罪似的悄悄溜进了公寓,完全忘记了我精心准备的胜利演说。

“我想……我想我有点醉了……”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餐桌已经摆好,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敞开的窗前。我答应过自己要带她去餐馆吃午饭,但我不敢再提了。

于是,我用近乎哀伤的声音说:

“就这样吧!”

“什么就这样?”

也许她以为我会告诉她,我被警队开除了!

“我被任命了。”

“被任命做什么?”

显然,我的眼睛里有很大的泪水,是苦恼,但无疑也是喜悦,因为我冲口而出:

“刑事侦察大队。”

“你坐好。我给你冲杯黑咖啡。”

她想让我去睡觉,但我不想新上岗的第一天就什么都不干。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杯浓咖啡。尽管露易丝一再坚持,我还是无法咽下任何固体食物。我洗了个澡。

当我两点钟走到奥尔费弗尔滨河街时,我的肤色异常粉红,眼睛闪闪发光。我感到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

我走到角落里坐下来,尽量少说话,因为我知道我的声音不稳定,可能会把音节弄混。

第二天,似乎是为了考验我,我第一次参与逮捕行动。目标在西西里王街的一家旅馆。这个人已经被跟踪了五天。他有几起谋杀案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外国人,捷克人,他身手敏捷,总是全副武装,时刻保持警惕。

重点是要在他有时间自卫之前将人拿下,因为他是那种会在临死前向人群开枪,尽可能要别人陪葬的那种人。

他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知道警察穷追不舍,即将扑过来。

在外面,他总是设法待在人群中间,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

我被指派给迪富尔探长,他已经和他打了几天交道,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这也是我第一次乔装打扮。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去这家破旅馆,无疑会引起恐慌,凶犯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逃跑。

迪富尔合我换上了旧衣服,四十八个小时没刮胡子,尽可能地不让自己引起别人怀疑。

有位精通锁具的年轻探员事先在旅馆逛了一圈,给我们配了一把客房备用钥匙。

在捷克人回家睡觉之前,我们住进了同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十一点多一点的时候,外面传来信号,提醒我们目标上楼了。

这次行动的战术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迪富尔,他在这一行比我更有经验。

目标离我们不远,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手边至少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我们没有睡觉。我们等待着黎明。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只能把同事给我的回答再说一遍,因为我急于行动时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凶手听到我们的声音后,第一个反应无疑是砸碎他房间里的煤气灯。我们会陷入一片黑暗,这无疑为对方制造了有利条件。

迪富尔告诉我,人在黎明时的抵抗力总是较弱的,这一点我后来也得到了验证。

我们溜进了走廊。周围的人都睡着了。迪富尔小心翼翼地把钥匙插进锁孔。

由于我的个子最大,体重最重,所以由我先跳进去。我这样做了,一跃而起,正好跳到了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身上,把他抓得死死的。

我不知道挣扎持续了多久,但似乎没完没了。我觉得我们在地上打滚。我感到我们滚到了地上。我看到一张凶狠的脸紧贴着我。我尤其记得那颗巨大而耀眼的牙齿。一只手紧攥着我的耳朵,试图把它揪下来。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在做什么,但我看到对手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愤怒的表情。我感到他逐渐松开了手。当我转过身来时,迪富尔探长正盘腿坐在地板上,手里抓着那人的一只脚,而且可以发誓他至少已经拧了两圈。

“手铐!”他命令道。

我已经给一些并不十分危险的违法分子和顽固的妓女戴过手铐了。这是我的第一次暴力逮捕,手铐的声音结束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战斗。

– : –

当人们谈论警察天赋,谈论他的直觉或方法时,我总是想反驳:

“那您的鞋匠或糕点师的天赋呢?”

他们都经过多年的学徒训练。他们对所在行业和自己的手艺都了如指掌。

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办事的人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所有的故事,包括我的朋友西默农写的那些,多少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

我们也要花时间呆在办公室,花时间写报告。人们似乎忘了这也是我们职业的一部分。我甚至可以说,我们花在行政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远远多于实际调查。

有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在侯见室里坐立不安,他很紧张,想直接和探长说话。不用说,探长不可能有时间和每个想与他对话的人都见上一遍,而那些人也都只想和探长说话,因为他们的鸡毛蒜皮就是他们认知里唯一天大的事。

有句话的出现频率特别高,已经被当成了口头禅,办公室小伙计像念经一样念叨着:“这事攸关生死。”

“你能去接待一下吗,梅格雷?”

探长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小办公室,专门用来处理这类事。

“您请坐。抽烟吗?”

大多数时候,不必等来访者说明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我们就能猜到大概了。

“这是个非常敏感、非常私密的问题。”

一个银行出纳员,或一个保险代理人,一个生活平静有序的人。

“您的女儿?”

要么是他的儿子,要么是他的女儿,要么是他的妻子。我们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预料到他会给我们讲些什么。

不,他的儿子没有从他老板的钱柜里拿钱。他的妻子也没有和一个年轻人私奔。

是他的女儿,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女孩,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让人指摘的事。她不参加社交活动,总是在家里帮母亲做家务。

她的朋友们和她一样可靠。她几乎从不单独外出。

然而,她消失了,还带走了她的一些东西。

你能说什么呢?巴黎每个月有六百人失踪,其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找到?

“您女儿很漂亮吗?”

他带了几张照片,确信它们会对搜寻工作有帮助。如果她很漂亮,那就很不幸了,找到人的几率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她长得丑,可能几天或几周后就会回来。

“请相信我们。我们会尽我们所能。”

“什么时候?”

“马上。”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打电话,一天两次,除了我们还没有时间去找那个女孩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简单一问就知道,住在这栋楼里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杂货店的小伙计,或者她朋友的弟弟,在同一天和她一起失踪了。

我们不能用细齿梳搜索巴黎和法国,寻找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她的照片只会在下周被添加到发送到警察局、各警察部门和边境的印刷照片集中。

– : –

晚上11点。对面的警察应急中心打来一通电话——在市警察局的大楼里,所有电话都集中在那里,并显示在占了一整面墙的发光板上。

弗兰德桥分局刚刚接到报警,称克里米亚街的一家酒吧发生了不轨事件。

这意味着要穿越整个巴黎。如今,司法警察局已经有了几辆配车,但是以前,你必须先坐马车,然后再坐出租车,而且还不一定能报销。

街角的一间酒吧还在营业,窗户被打破,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站在远处观察——这一带的人不喜欢招惹警察。

穿制服的警察和救护车已经抵达了现场了,有时分区局长或他的秘书也会赶过来。

在地板上的锯屑和唾沫中间,一个男人蜷缩着,一只手捂着胸口,鲜血从胸口涓涓流出。

“死了!”

在他旁边的地板上,他倒下时拿着的公文包已经打开,露出了色情卡片。

老板忧心忡忡地站在一边,极力澄清:

“这里本来很平静的,就像往常一样。这地方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您以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这是意料之中的回答。就算老板对他了如指掌,他也会一直坚称这个人事第一次光顾他的酒吧。

“能说说事情的经过吗?”

死者面容憔悴,说不准年龄,但已到中年。他的衣服很旧,也很不干净,衬衫领子被污垢染成了黑色。

没必要寻找他的家庭或公寓。他一定是日复一日地住在最廉价的出租屋里,从那里出发,在杜伊勒里宫和皇家宫殿周边做买卖。

“有三四个客人……”

也没有必要问他们现在在哪。他们已经跑了,不会再回来作证。

“您认识他们吗?”

“我只是见过他们,大概还能认出来。”

天啊!我们甚至可以替他做答。

“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坐在吧台的另一边,就在他对面。”

吧台是马蹄形的,小酒杯被打翻在地,散发着浓烈的廉价酒味。

“他们没有过交流。第一个人看起来很害怕。他把手伸进口袋打算结账……”

确实如此,他身上没有武器。

“另一个人一言不发,拔出枪连开三枪。要不是枪卡住了,他可能会继续开枪。然后他平静地把帽子戴在头上,离开了。”

那就是他的签名。不需要直觉。我们要研究的圈子是相当有限的。

参与色情卡片交易的人没有那么多。我们几乎认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被我们抓住,坐一阵子牢,然后再次作案。

死者的鞋子——他的脚很脏,袜子上满是洞——有一个来自柏林的商标。

也许他是新来的,对方是想让他明白,这里没有他的位置。也许他只是一个小弟,被派去处理货物,却把钱据为己有了。

案子也许三四天就能结了。一般不会更久了。旅馆大队会立即投入工作,第二天天黑前就能知道受害者住在哪里。

“便衣警察缉捕大队”也会拿着他的照片展开调查。

我们当天下午就会在杜伊勒里宫附近逮捕一些人,他们会故作神秘地向路人兜售同样的垃圾。

我们不会对他们客气。相比过去,如今我们对他们客气多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你确定从来没有见过他吗?”

局里有一个非常黑暗、非常狭窄的小牢房,比夹层中的一个柜子大不了多少,我们会让他们在里面恢复记忆,通常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能听见敲门声。

“我想我看到过他……”

“他叫什么?”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奥托。”

纱线会慢慢松开,像绦虫一样松到最后。

“他是个同性恋!”

同性恋的事实进一步缩小了了调查的范围。

“他经常在邦迪街附近闲逛吗?”

答案几乎是一定的。那里有一个小酒吧,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同性恋——包括最底层的同性恋都会光顾。在拉佩路也有一个这样的酒吧,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你看到他和谁在一起?”

就这些了。剩下的就是找到这个人,把他关进四堵墙里,等他招供认罪了。

– : –

并非所有案件都如此简单。有些调查需要好几个月。一些罪犯甚至是在多年后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才被逮捕的。

但在所有的案件中,我们的侦办过程基本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熟悉的过程。

了解犯罪发生的环境,了解相关人员——受害者、罪犯和目击者——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和反应。

完全进入他们的世界,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自然而然地使用他们的语言。

无论是面对维莱特或意大利门的酒吧老板,还是在“区域”里的阿拉伯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或者是皮加勒的夜总会女招待和岱纳的年轻暴徒,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于赛马场和赌博场的居民、保险箱盗窃者或珠宝窃贼来说,也是一样。

因此我们长年累月地在街道上巡逻,检查旅馆的房客,或是在百货公司留心窃贼,都不是在浪费时间。

就像鞋匠和糕点师一样,这些年是学徒期,不同的是,学徒期几乎持续了我们的一生,因为环境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

妓女、扒手、算命师、骗子或洗支票的人都能认出彼此。

警察在积累了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后也能认出他们。这与钉皮鞋或小胡子无关。

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眼睛,因为能观察到对某些人、某些苦难、某些反常现象的某种反应——或者缺乏反应。

不管小说作者怎么说,警察首先是一个职业。他们是公务员。

他们不玩猜谜游戏,也不进行刺激的狩猎。

当他在雨中度过一个夜晚,留意一扇打不开的门或一扇亮着灯的窗时,当他在林荫大道的露台上耐心地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或者准备连续几个小时盘问一个因恐惧而脸色苍白的人时,他只是在完成日常工作。

他以此谋生,尽可能诚实地赚取政府每月月底给他的服务费。

我知道,等我妻子以后读到这些文字时,她会摇摇头,责备地看着我,也许还会喃喃地说:

“你总是夸大其词!”

她可能会补充说:

“你会让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产生误解的。”

她说得对。我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夸大了一点。这是对那些经常激怒我的现成想法的一种反应。

有多少次,在西默农的书出版后,我的同事们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嘲讽地看着我。

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在想:“在那儿!天父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热衷于“公务员”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贬义的词语。

我当了大半辈子公务员。多亏了雅克曼探长,我在十几岁时就成了公务员。

就像我父亲在他的时代成为城堡管家一样。我怀有同等的骄傲。我同样希望了解工作中的一切,同样希望问心无愧地完成任务。

其他公务员与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公务员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说是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在衣着、教育、公寓和生活方式上,他们与其他中产阶级无异,他们都样梦想着能在乡间拥有一栋小房子。

然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世界的另一面接触,与废物、垃圾,甚至是有组织的敌人接触。

我常常会想到这一点。这种奇怪的状况有时让我感到不安。

我住在一间中产阶级的公寓里,那里有美味的家常菜,那里的一切都简单而整洁,干净而舒适。我从窗户看到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房子、在林荫道上遛孩子的母亲、去市场买菜的家庭主妇。

我属于这种环境,当然,属于我们所说的诚实的人。

但我也了解其他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足以让我和他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我在共和广场上经过的啤酒厂女孩知道我理解她们的语言和态度的含义。那些在人群中穿梭的混混也是如此。

还有我遇到的所有其他人,我每天都在最亲密的场合遇到他们。

这足以建立某种联系吗?

这不是一个为他们开脱、赞同他们或赦免他们的问题。这也不是曾经流行的给他们戴上某种光环的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地把它们当作现实来看待的问题,是用知识的眼睛来看待它们的问题。

没有好奇心,因为好奇心很快就会被磨灭。

当然,也没有仇恨。

总之,要把他们看成是存在的人,为了社会的健康,出于对既定秩序的关注,必须把他们随意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当他们越过这些范围时,就会受到惩罚。

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并不反对我们。他们乐此不疲地重复:

“你们只是在完成工作。”

至于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看法,我不想去探究。

在工作了二十五年、三十年之后,你的步履会变得有些沉重,你的眼神会变得更加沉重,有时还会变得空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您从来不觉得厌恶吗?”

不,就是这样!也许正是在我的工作中,我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乐观主义。

套用我探题老师4Catechism,探题,是基督宗教对教义的阐释,或译教义问答、教理问答等,其讲师也称为探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人员,通常不是神父或牧师,而是接受过教会培训的平信徒。的一句话:人们因为缺乏了解而疏远,因增进了解而亲近。

正是因为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恶行,我才意识到,这些恶行会被大量简单的勇气、善意或屈从所弥补。

恶棍很少会是大奸大恶之人,而我遇到的大多数恶棍不幸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超出了我们的行动范围。

至于其他人,我已经尽力防止他们造成太大的伤害,并确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那之后呢?我想问题已经解决了。

没有必要再回到同样的问题上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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