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的回忆

第八章

——孚日广场、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士1原文为“une demoiselle qui va se marier”,但正文并未谈论“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士”。和梅格雷夫人的纸条。

 

“总而言之,”露易丝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当她阅读我刚写的东西时,我总是有点焦虑地看着她,试图提前回应她将要提出的反对意见。

“什么没有区别?”

“你对自己的评价和西默农对你的评价没什么区别。”

“啊!”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

但是,如果她是对的,我就白费了一番周折。而且很有可能她是对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按照我事先承诺的那样表达一切。

或者说,那句著名的“组织好的真理比生活更真实”不仅仅是一个悖论。

我已经尽力了。只是,有很多我一开始认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虽然向自己承诺过要展开描述,却被我在途中放弃了。

比如,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几卷西默农的作品,我都耐心地用蓝色铅笔做了标记,我很乐意纠正他犯的任何错误——要么是因为他不知道,要么是为了增加画面感,要么是因为没有勇气打电话给我核对细节。

何必呢?这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挑剔的老人,而且我自己也开始觉得,这其实并不重要。

他最让我恼火的一个怪癖就是把时间打乱,把后来发生的一些案件调查放在我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或者相反;所以有时故事里的探员们很年轻,而事实上他们在对应的时间已经有了家室,或者相反。

我甚至打算——我承认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借助我妻子保存的剪报笔记本,为我参与的主要案件编一个年表。

“为什么不呢?”西默农回答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在小说再版时校订。”

他不无讽刺地补充道:

“只是,我的老梅格雷,您得亲自动手,因为我从来没有勇气自己校对。”

总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如果我说得不好,那也只能遗憾了。我的同事们会理解的,那些多少与这个职业有些关系的人也会理解我的,我尤其也想为了他们澄清事实,与其说这本书谈论的是我,不如说是我们的职业。

我一定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听到妻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我正在工作的餐厅的门,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她刚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像进来时一样退了出去。纸条上是我用铅笔写下的:

“孚日广场”

我不禁露出了亲切而满意的微笑,因为这证明她也有细节要修改,至少有一处,而且原因和我一样,都是出于忠诚。

对她来说,这是出于对里夏尔-勒努瓦大道公寓的忠诚,我们从未放弃过这套公寓,尽管自从搬到乡下后,我们每年只会在那儿住上几天,但那里仍然是我们的家。

西默农在其中几本书中让我们住到了孚日广场,却没有给出丝毫解释。

因此,我正在执行我妻子的委托。的确,我们在孚日广场住了几个月。但我们在那里没有带自己的家具。

那一年,我们的房东终于决定对这栋楼进行全面翻修。工人们在外墙前搭起脚手架,为我们的窗户安装框架。其他人在室内墙壁和地板上钻孔,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他们保证工期最多需要三周。但是两周后,他们没有任何进展。就在这时,建筑业宣布罢工,无法预测罢工会持续多久。

正好这时候西默农要往去非洲,打算在那里呆上一年。

“您为什么不搬到我在孚日广场的公寓去住,等待工程完工呢?”

这就是我们住在那里的原因,准确地说,是住在21号,没有人会指责我们对美好的老林荫大道不忠。

还有一次,他没有提前告诉我,就让我退休了,尽管我离退休还有几年时间。

当时我们刚在卢瓦尔河畔默恩买了房子,每个空闲的星期天都过去装修。他来看过我们几次。他被这里的环境深深吸引,以至于在下一本书中,他编造了一些事件,厚着脸皮让我变老,并把我永远搬到了那里。

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变。我已经开始厌倦奥尔费弗尔滨河街了。”

请允许我强调一下这句话,我觉得它非常重要。你看,是开始厌倦了总局,厌倦了我的办公室,厌倦了司法警察的日常工作!

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可能也不会妨碍他将来——写下更早的调查,而且总不提供日期,有时让我六十岁,有时又让我四十五岁。

又是我妻子。我在这里没有办公室。我不需要办公室。我要工作时,就坐在餐桌旁,露易丝只能待在厨房里,她对此并不介意。我看着她,以为她想告诉我什么。但她手里又多了一张小纸条,她害羞地把纸条放在我面前。

这次是一张清单,就像我进城时,她把我要带回来的东西写在笔记本的撕页上一样。

排在最上面的是我的外甥,我明白为什么。这是她姐姐的儿子。我曾在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让他加入了警察队伍。

西默农在故事中提到了他,后来这孩子突然从他的书里消失了,我明白露易丝的顾虑。她告诉自己,对一些读者来说,这一定显得模棱两可,好像她的外甥做了什么傻事。2梅格雷的外甥的案件可见1934年出版的小说《梅格雷》,故事设定在梅格雷退休后,群众出版社于1981年引进,译作《梅格雷警长》,与《人命关天》作为合集出版,译者汪家荣。

事实很简单。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聪明。他的岳父是马赛的一家肥皂制造商,他没有在岳父的坚持下抵抗多久,最后去岳父的工厂里工作了。

下一个名字是托伦斯,胖胖的托伦斯,吵吵闹闹的托伦斯(我想,西默农在某个地方让他顶替了另一位探员的位置,那位探员跟我办案时,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旅馆遇害了3在第一部以梅格雷为主角的小说《拉脱维亚人皮埃特尔》中,托伦斯被写死了。但西默农在之后的小说中又让他多次出现。)。

托伦斯没有开肥皂厂的岳父。但他确实对生活有很大的兴趣,以及与公务员生活格格不入的商业头脑。

他离开我们后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我得补充一点,这是一家完全严肃的侦探所,因为并非所有事务所都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会回到总局,有时是向我们寻求帮助,获取一些信息,有时仅仅是想呼吸一下老东家的空气。

他有一辆很大的美国汽车,时不时地停在我们家门口,每次都有一个漂亮的女人陪着他,但每次都不一样,而他向我们介绍这个女人时,总像介绍他未婚妻一样真诚。

第三个名字是小让维耶,我们一直这么叫他。他还在总局。他们肯定还叫他小家伙吧?

他在上一封信里有些忧伤地提到,他的女儿要嫁给某个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了。

最后一个名字是吕卡斯,他现在很可能正像往常一样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位置上抽着我的一个烟斗——当初他含着热泪让我把烟斗留给他留作纪念。4然而在短篇小说《贝特小姐和她的情人》中,吕卡斯在梅格雷退休前不久因公殉职了。

在列表的底部还有一个词。我起初以为是个名字,但我看不懂。

我刚走到厨房,惊奇地发现那里有阳光倾泻。我总是习惯观赏百叶窗,觉得那种半明半暗的环境更适合写作。

“完成了吗?”

“没有,有一个词我看不懂。”

她满脸尴尬。

“这不重要。”

“写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不用在意。”

当然,我坚持追问。

“黑刺李酒!”她终于向我承认,把头转过去。

她知道我会笑出来,而我也确实笑了出来。

当我谈到那顶有名的圆顶礼帽、天鹅绒领大衣、煤炉和火钳时,我能感觉到,她认为我坚持澄清事实的做法很幼稚。

不过,她还是在清单下方潦草地写上了“黑刺李酒”几个字,我敢肯定,她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故意写得变得难以辨认,这就像她曾经给我的购物清单上加上一件女性用品一样,她觉得让我买这件物品很尴尬。

西默农提到了我们在里夏尔-勒努瓦大道上的餐橱里常备的一瓶酒——这瓶酒现在还在——我的嫂子按照已经成为神圣的传统,每年都会从阿尔萨斯给我们带来一瓶。

他漫不经心地写成了黑刺李酒。

但那是覆盆子白兰地。对阿尔萨斯人来说,这显然是个很大的区别。

“我已经澄清了这个错误,露易丝。你姐姐会很高兴的。”

这一次我把厨房的门打开了。

“还有什么吗?”

“告诉西默农,我在给他们织拖鞋……”

“但我又不是在写信!”

“那倒是。那你先记下来,下次写信的时候加上去。还有,别让他们忘记答应过的照片。”

她补充说:

“我该铺桌子了吗?”

完结。

 

1950年9月27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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