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梅格雷喝了一口贝尔努酒后说：
“好吧，布瓦西埃，我的老伙计，说说阿尔弗雷德·朱西奥姆吧，你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
“‘倒霉蛋阿尔弗雷德’？”
“是啊。”
布瓦西埃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他垂下目光瞥了梅格雷一眼，连他最爱喝的酒也忘了品尝，声音异样地问：
“他又作案了？”
梅格雷明白，同这位探员在一起事情总这样。他也知道这是为什么，亏得自己处处谨慎小心，他是布瓦西埃唯一有好感的人。
实际上，要不是他那小学生水平的拼读写字妨碍了他通过最基础的考试，这一位本该是他的同僚了，而且早就该是了。
可警察当局只有这一次没有草率行事。他们任命了一个叫珀谢的当了他那个部门的探长，那是个终日昏昏欲睡的老古董，除了拟定报告之外，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及下属人员的任务分配都由布瓦西埃来干。
他们的部门和梅格雷的部门不同，不管凶杀案，也不管工作马虎懒散的人，包括那些找个好天气驾车外游以及无所事事，废话连篇的雇员。
同布瓦西埃打交道的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专事偷窃的行家里手，有下榻香才丽舍豪华旅馆的抢劫珠宝的大盗，也有翻墙入室或者制造事端趁机下手的窃贼，这些人和朱西奥姆一样，大多居住在贫民区。
事实上，他们同特别侦缉队的使命完全不同。布瓦西埃那里的人彼此都是行家。他们的竞争是专家之间的竞争。他们无需研读心理学，但对每个人的恶习怪癖都要了如指掌。
布瓦西埃侦探带着一个偷儿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安坐聊天的情景并不鲜见，而梅格雷若要同一个杀人凶手进行这样的谈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喂，于罗，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作案了吗？”
“您说得对。”
“我上一次逮捕你是什么时候？”
“大概有半年了。”
“快缺钱用了吧，嗯？我敢肯定你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布瓦西埃想到“倒霉蛋阿尔弗雷德”大概又作案了，而他竟然不知道，不由得动了肝火。
“我不知道这几天他是否真的作过案，不过高个子女郎刚从我的办公室出去。”
这句话足以使这位侦探放下心来。
“她什么都不会知道，”他肯定地说，“阿尔弗雷德可不是一个会把自己的事吐露给一个女人的家伙，甚至连他自己的老婆也不会告诉。”
布瓦西埃描绘的朱西奥姆同厄耐斯蒂娜所叙述的那个朱西奥姆相差并不太大，就是他的话还突出了自己的职业色彩。
“逮捕他这么一个家伙，把他送进监狱可差点没把我的腿跑断。上一次判了他五年徒刑，他那个辩护人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当时我真想骂那家伙。真是一个最蹩脚的律师。”
很难给布瓦西埃所说的“蹩脚”下确切的定义，不过那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在全巴黎找不出第二个阿尔弗雷德，他能无声无息地潜入住宅，作起案来连一只猫都不会惊动。从偷窃技术上讲，他可算得上一个艺术家了。还有，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做诸如接应、望风之类的事。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他不喝酒，不说话，也不去酒吧间胡闹。他那门子本事本该使他发大财了。他亲手安装过几百只保险箱，他知道这些保险箱确切的位置以及它们的构造，简直可以说就等着他从里面取钱了。不过，每一次他打定主意下手时，不是碰到意外的麻烦，就是箱子里空空如也。”
也许布瓦西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倒霉蛋阿尔弗雷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命运的缩影，所不同的是他的身体经得起在露天座上豪饮各种开胃酒，也顶得住在任何天气下一连工作几个通宵。
“最叫人头疼的是即便让他坐十年、二十年牢，他一出来还会再干，尽管他那时已七、八十了，也许还拄着拐杖。他心里想只要成功一次，就一次，那么多年的铁窗生活还是划得来的。”
“这次他遇上的麻烦可大了，”梅格雷说，“在纳伊区的某个地方，好象是他刚要打开保险箱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房间里有一具死尸。”
“瞧我刚才对您说过的吧，这种事只有他会碰着。那么说他逃了？他怎么处理他的自行车？”
“扔在塞纳河里了。”
“他去比利时了？”
“有可能。”
“我去打电话给布鲁塞尔方面，除非您不想找到他。”
“我非常想找到他。”
“您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在纳伊区，那里有一座房子，前面有一个围着栅栏的花园。”
“这好办，我马上就回来。”
他走后，梅格雷又向多菲纳啤酒店要了两杯贝尔努酒，他对布瓦西埃是很亲切的。这酒不仅使他想起了那次在月亮街的情景，而且还把他带到了南方，带到了他曾去调查过的戛纳的一家小酒吧，忽儿他又觉得眼下这桩不同寻常的案子几乎成了他休假期间的一桩义务。
他没有明确地答应梅格雷太太在花卉市场碰头，而梅格雷太太也知道根本等不到他。布瓦西埃拿来了一只档案袋，先从里面抽出几张阿尔弗雷德·朱西奥姆的照片以及他的人体测量记录卡。
“瞧，这就是他！”
一脸苦相，总之，远比二流子来得正经。脸上皮包骨头，鼻子又长又尖，眼睛里露出紧张而略带神秘的目光。
即使通过这些粗糙的正面像和侧面像——不戴假领、喉结突出——人们也能感觉出这是一个十分孤僻的人，不过他那忧郁的面容上没有丝毫咄咄逼人的成份。
天生的猎物禀性，他自然而然地觉得在被人追逐。
“您要我读一读他的情况报告吗？”
“今天不必了。我倒想好好看一下这本案卷。我想要的是那份名单。”
这最后一句话可真叫布瓦西埃听了高兴，梅格雷说这句话的时候也知道这一点，这句话是对这位探员的一种尊重的表示。
“您已经知道我搞到了名单？”
“我早就料定您会弄来的。”
这是因为布瓦西埃的确是个称职的侦探。这是一份从普朗夏尔公司的账本里抄录下来的客户名单，那些保险箱是阿尔弗雷德·朱西奥姆还在该公司时安装的。
“让我查查纳伊地区的客户。您有把握是在纳伊？”
“厄耐斯蒂娜是这么肯定的。”
“这么说她来找您还不算怎么愚蠢，那为什么偏偏要找您呢？”
“因为十六七年前我曾逮捕过她，那一回她甚至还给我来了个恶作剧呢。”
这话并没有使布瓦西埃感到惊讶，这是工作中常遇到的事情。他俩各司其职，各有各的领域。办公室里，两杯色泽柔和的贝尔努酒已是香味四溢，撩得那只胡蜂狂飞乱舞。
“一家银行……这肯定不是……阿尔弗雷德从来没有在银行下过手，因为他对电子报警器向来有顾忌……一家早在十年前就关闭了的石油公司……一个经营化妆品的老板……他在去年破产了。”
布瓦西埃的手指最后在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上停住了。
“纪尧姆·赛尔，牙科医生，纳伊区农庄路四十三号乙。您知道那条路吗？就是动物园再过去一点，和里夏尔一瓦拉斯林荫大道平行的一条马路。”
“我知道。”
他俩相互看了看。
“事不宜迟？”梅格雷问。
他知道这样的说话方式是对布瓦西埃的自尊心的一种满足。
“我正在整理案卷。明天我要去布列塔尼。”
“那我们现在去吗？”
“我去拿外套和帽子。我先给布鲁塞尔打电话好吗？”
“好的。再打一个给荷兰警方。”
“明白。”
他们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站在车厢外的平台上，一块出发了。接着，他们来到了宁静、偏僻的农庄路。他们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家小酒吧，外面绿荫丛中的露天座上放着四张桌子，于是两人坐了下来准备吃午饭。
小酒吧里面只有三个身穿白色工作衣的泥瓦工，他们一面吃饭一面喝着红葡萄酒。几只苍蝇在梅格雷和布瓦西埃的头上打着圈子。在对面人行道过去一点，他们发现了一排黑色的栅栏，想必栅栏是连着四十三号乙这个门牌。
他俩并不急于前往。如果那幢房子里果真有过一具死尸，那么凶手在过去的二十四个多小时里有充裕的时间作准备。
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兜着白围裙的女招待在为他俩端酒上菜，这时老板过来向他们打招呼了。
“天气真好，先生们。”
“天气真好。想顺便问问您是否认识这个街区里的一个牙科医生？”
他的下巴动了动。
“有一个，那儿，就在对马路，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医术怎样。我的妻子宁可上塞巴斯托波林荫道去看牙病。我猜想这个人收费一定不低。上他那儿的病人可不多。”
“您认识他吗？”
“有点认识。”
老板有些迟疑，打量着他俩，他尤其注意布瓦西埃。
“你们是警察吧，嗯？”
梅格雷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干什么事了？”
“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他长得什么模样？”
“比您我更高更壮实，”他说，这回他的眼睛看着探长，“我体重九十八公斤，他该在一百五十公斤上下吧。”
“有多少年纪了？”
“五十岁？大概五十左右吧。衣着不怎么考究，作为一个牙科医生这种样子有些不可思议。一副老光棍那种多疑多虑的神态。”
“他没结婚？”
“让我想想……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两年前结过婚……住在那房子里的还有一个老妇人，大概是他的母亲吧，我想。她每天上午出来买东西……”
“没有女仆？”
“只有一个女佣。您知道我还不太清楚。如果说我认识他的话，那是因为他常常来此偷偷地喝上一杯。”
“偷偷地喝？”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象他这种人还不习惯进出我们这号小酒吧。他来这里时，总要朝他的房子那边看一眼，好象得肯定没人看到他才放心。接着他带着局促不安的神情走向柜台，说：‘来杯红葡萄酒，’他从来不要别的东西。我也早就明白不用把酒瓶放还原处，因为他还要喝第二杯。眨眼间的工夫他就喝完了，他擦擦嘴，手里也早已准备好了零钱。”
“他有喝醉的时候吗？”
“从来没有。就喝两杯。他走出去时，我总是看见他把一片儿茶叶或是一个丁子香花蕾悄悄塞进嘴里，为的是除去嘴里喷出的酒气。”
“他的母亲什么样子？”
“一个矮小干瘪的老妇人，老是穿一身黑衣服，她从不向人打招呼，看上去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他的妻子呢？”
“我只是在他们的汽车开过时看到过她，不过我听人说她是外国人，长得和他一样又高又大，面色红扑扑的。”
“他们现在是不是度假去了？”
“我想想。我好象在两三天前还给他端过两杯红葡萄酒。”
“两天前，还是三天前？”
“等等。管子工是在下午来修啤酒泵的。我去问问我妻子，免得说错话。”
他是在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二阿尔弗雷德在那幢房子里发现一具女尸的几个小时前来这里的。
“您还记得是几点钟吗？”
“他通常六点半左右来。”
“他步行来的？”
“是的。他们有一辆旧汽车，不过六点半是他在附近散步的时间。您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有什么事，核实一下罢了。”
老板不相信他的话，他的目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你们还会来吗？”
说完他转身朝探长：
“莫非您就是梅格雷先生？”
“有人告诉您了？”
“一个泥瓦工相信他认出了您。如果真是您的话，那我的妻子亲眼见到您，她会非常高兴的。”
“我们还会来的，”他应允道。
这一餐他们吃得可真不赖，老板是法莱兹人，给他们端来了苹果烧酒。现在他俩沿着马路一边有荫影的人行道走着，梅格雷小口小口吸着烟斗，布瓦西埃已经点起了一支烟，他右手的两只手指被烟熏得蜡黄，就象结满污垢的烟斗一样。
他们仿佛置身于巴黎远郊的一个无名小城。这里的私人宅邸要比出租房屋多，有几幢宽大舒适的房子还是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以前造的。
这条马路上只有这一排栅栏，黑色栅栏里面的草坪宛如铺在阳光下的一条绿色地毯。栅栏的铜牌上写着：
纪尧姆·赛尔
牙科医生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两点到五点，或预约。
太阳直射房子的正面，灼烤着暗黄色的石墙，整幢房子除了两扇窗以外，其它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布瓦西埃感觉到梅格雷有些踌躇。
“您进去吗？”
穿马路之前，他朝两边扫了一眼，继而皱起了眉头。布瓦西埃循着梅格雷的视线看去。
“高个子女郎！”他叫了出来。
她刚从里夏尔一瓦拉斯林荫大道过来，头上还是戴着上午那顶绿色的草帽。她发现了梅格雷和布瓦西埃后，略微停了一下，然后径直朝他们走来。
“我在这里你们很奇怪是吗？”
“你有这里的地址？”
“我半个多小时之前曾打电话到您的办公室，是想告诉您我找到了那份名单。我早就知道这份东西藏在某个地方。我看见过阿尔弗雷德在上面查找、打叉。今天上午我从您办公室出来时，想到了有一个地方阿尔弗雷德可能会藏那份名单。”
“什么地方？”
“我必须告诉您吗？”
“最好告诉我。”
“我不愿意。我不想马上说出来。”
“你还找到了其他什么东西？”
“您怎么知道我找到了其他的东西？”
“今天上午你还缺钱，而现在你是坐出租汽车来的。”
“不错。我找到了钱。”
“很多？”
“比我期望的要多。”
“名单在哪里？”
“我烧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打的叉。这些叉也许指明了阿尔弗雷德作过案的那些地址，但我还不想向你们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朝那幢房子瞥了一眼。
“你们要进去？”
梅格雷点点头。
“我在那个小酒吧的露天座上等着不会让您讨厌吧？”
她没有和站在一旁正用严厉的目光瞅着她的布瓦西埃说话。
“随你的便，”梅格雷说。
接着，他在布瓦西埃的陪同下，从荫影中走到太阳下，与此同时，厄耐斯蒂娜那高高的身影正朝露天座的方向渐渐走去。
现在是两点十分。如果牙科医生没去度假的话，那么根据铜牌上写的时间，他应该在他的诊所里接待病人。栅栏大门的右面有一个电按钮，梅格雷往上一按，大门自动打开了。他俩穿过花园，看到房子的正门上还有一个按钮，不过按上去门没有自动打开。里面一阵铃声响过之后，便是长时间的寂静。他俩侧耳细听，断定门后面已有人后，各自看了看对方。门铰链终于转动了，只是微微动了一下，门框露出了一条细细的隙缝。
“你们是预约的吗？”
“我们想和赛尔大夫谈谈。”
“他只接待预约病人。”
门缝还是没有开大。他俩揣测门后有一个黑影，有一个面孔干瘪的老妇人。
“铜牌上这样写……
“那是二十五年前挂的。”
“请您通知一下您的儿子，就说梅格雷探长想见他。”
门仍然有那么片刻没有动，接着开大了，眼前是一条宽阔的过道，地上是黑白相间的石板地，这让人想起修道院里的走廊。那个老妇人让他俩走在前面，她的穿着可真象个修女。
“请原谅，探长先生，那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大希望路过的病人上门。”
这个老妇人可一点儿也不凶。她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奇的高雅庄重的神态。她竭力露出一丝微笑来掩饰她刚才表现出来的厌恶的神情。
“请进吧。我不得不让你们稍等片刻了。这些年来，我儿子已经养成夏天睡午觉的习惯，他还没醒。请你们随我来……”
她打开了走廊左面的一扇上漆的橡木双扉门，此刻梅格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象置身于修道院一般，或者说更象走进了一个本堂神甫的豪华住宅。一种柔和神秘的氛围使他想起了某件事，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他苦苦地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着。他俩被领进客厅，从室外走进这个只有百叶窗的缝隙里透入一点日光的房间里，真象跳进了凉爽的浴缸里一样。
市区的喧嚣似乎被隔绝了，房间里的摆设，比如这些丝绒扶手椅、独脚小圆桌、这只钢琴和这些瓷器仿佛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有人动过。墙上那些嵌在黑木框架里的、放大的照片也是如此，好象是在纳达尔1法国著名的摄影师、画家（1820-1910）。时代照的一样。壁炉上方照片上一个耸肩缩颈的男人，衣领不知道是哪一个世纪的，蓄着宽大的颊髯;正面墙上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梳着分出一条头路的发型，很象欧仁妮女皇2拿破仑三世之妻（1826-1920）。1853年至1870年为法国女皇。。
老妇人——几乎也象是墙上照片中的一张——同他们寸步不离，请他们坐下。她两手合在一起，象个和善的嬷嬷。
“我不想冒昧多言，探长先生。我的儿子不对我保密。虽然他已年过半百，可我们还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对您光临寒舍的意图一无所知，在叫醒他之前，我是否可以知道……”
她的话说到这里停住了，并朝他俩露出和蔼的微笑。
“我想您的儿子结婚了吧？”
“他结过两次婚。”
“他的第二个妻子在这儿住？”
她服里掠过一丝忧郁的目光，布瓦西埃的腿一会儿放下，一会儿搁起，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谈话，他可不自在。
“她不在了，探长先生。”
她轻轻地走去把门关上，然后走回来在一只长沙发的角落里端坐着，身体笔直，就象修道院里教那些年轻的姑娘的坐姿一样。
“我希望她别干了什么傻事？”她低声问道。
看到梅格雷保持沉默，她便又说了起来。
“如果是关于她的事情，那我就有理由在叫醒我儿子之前先问问你们了。你们是为了她来这里的，是吗？”
梅格雷是否微微点了一下头？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幢房子里的气氛，尤其是这个老妇人使他有些神思恍惚了，他猜想在她温文尔雅的举止后面一定蕴含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
在她的身上找不出一点不协调的地方，无论是她的衣着也好，举止也好，声音也好，都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你简直会以为自己是在某座城堡里，或更象在一间地处外省的类似旧时的博物馆那样的大厅里遇上了她。
“在他离婚后的十五年里，我儿子一直不想再结婚。”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两年前又结了婚，是吗？”
她明白他已打听过，但她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的表情。
“其实，确切地讲是两年半以前，他娶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同样不年轻的女人。那年她四十七岁。她原籍是荷兰，一个人住在巴黎。我也不会一直活个没完，探长先生。就象您看到的一样，我已是七十六岁的人了。”
“您可看不出。”
“我知道。我的母亲活了九十二岁，我的祖父八十八岁时死于一次意外事故。”
“那您的父亲呢？”
“他是年轻时死的。”
她说这句话的口吻好象很不经意，更确切地说，似乎夭折是男人命中注定的。
“我几乎是在鼓励纪尧姆再婚，因为我心里想他结了婚便不会感到寂寞了。”
“这次婚姻很不幸？”
“可不能这么说。至少开始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所有的不幸是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的缘故。生活中有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她不习惯。我不知道怎么对您说。喏，譬如口味不同，偏爱这个菜或那个菜的！也许还有这个原因：当初她嫁给我儿子时，以为他很有钱，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她当时没有自己的财产？”
“还算有一些。她并不是两手空空来的，不过随着生活费用的增长……”
“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老妇人睁大了两眼：
“死了？”
“请原谅。我刚才以为她已经死了。您自己不也在谈她过去的事吗？”
她微笑起来。
“确实这样。但我并没料到您会那样认为。她没有死，只是对我们来说，这差不多，她出走了。”
“吵架后出走的？”
“纪尧姆可不是个爱吵架的人。”
“那么是和您啰？”
“我已经老得吵不动了，探长先生。我见得够多了，我太了解生活了，我可以让每一个人……”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
“两天前。”
“她事先说过要走吗？”
“我的儿子和我知道她终究要走的。”
“她向你们说起过？”
“经常说起。”
“她说过为什么要走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好象陷入了沉思。
“您愿意我把自己所想的坦率地告诉您吗？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是因为怕您会笑话我。我不喜欢在男人面前谈论这类问题，不过我想象来着，一个探长有点象一个医生或一个听忏悔的神甫。”
“您信天主教吗，赛尔太太？”
“是的。我的儿媳是耶稣教徒。这倒没什么关系。您知道，她已处于更年期。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几年时间，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变得甚至连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我们会动辄生气发火，会无缘无故地胡思乱想。”
“我明白，就这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到了后来，她就惦念起她的故乡荷兰，整天就是给那儿的朋友写信。”
“您的儿子是否和她一起去过荷兰？”
“从未去过。”
“那她是星期二走的罗？”
“她在北站坐九点四十分的火车走的。”
“是夜车？”
“是的。白天她在整理行李。”
“您的儿子送她到火车站没有？”
“没有。”
“她叫了出租汽车？”
“她到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的角上去叫车子。”
“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是的。我想她觉得不需要给我们写信了。”
“没有提到过离婚？”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是天主教徒。况且，我的儿子本来就不想再结婚。我始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值得警察登门拜访。”
“我想请问一下，太太，星期二晚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噢，您这里没有女仆吗？”
“没有。欧仁妮是我们的女佣，不住在家里。她每天上午九点来，下午五点回去。”
“今天她在这里吗？”
“你们今天正好碰上她休息。她明天会来的。”
“她住在这个街区？”
“她住在塞纳河对岸的皮托区，就在桥对面五金店的楼上。”
“我想大概她帮您的儿媳整理过行李吧？”
“是她把箱子拎下楼的。”
“有几个箱子？”
“精确地讲是一只旅行箱、两只手提皮箱。还有一只手饰盒和一只梳妆用品匣。”
“欧仁妮象通常一样，是在五点钟离开吗？”
“是啊。请原谅，如果您看出来我有些心烦意乱，那是因为我第一次接受这种方式的提问，我承认……”
“您的儿子那天傍晚出去过吗？”
“您这个‘傍晚’是指什么时间？”
“晚饭前一会儿。”
“他象往常一样散步去了。”
“我想他会不会去喝开胃酒了？”
“他不喝酒。”
“从来不喝？”
“他每次用餐就喝一杯兑了水的葡萄酒而已，那些讨厌的开胃酒他喝得就更少了。”
简直可以这么说，此时在扶手椅上老老实实坐着的布瓦西埃已经闻到了残留在他小胡子上的贝尔努酒的余香。
“他一回来我们就进餐。他总是在外面兜上这么一个圈子。这是他在我们有狗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他得在规定的时间带它出去散步，毫无疑问，他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了。”
“你们不养狗了？”
“四年前比比死后，我们就不再养了。”
“连一只猫都不养？”
“那时我儿媳讨厌猫。您瞧，我又说过去的事儿了，这是因为我们已把那段时期看作是往事了。”
“你们三个人一起用餐的吗？”
“玛丽娅总是在我上汤后才下楼。”
“餐桌上没发生过什么争吵？”
“丝毫没有。吃饭时大家总是默不作声的。纪尧姆，我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相当容易激动的。乍一看他似乎很冷漠，但实际上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当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了两年多……”
梅格雷和布瓦西埃什么也没听进去。这个老妇人的耳朵可真尖，她低下头，象是在谛听什么声音。这一下可让梅格雷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起身去把门打开：一个比梅格雷更高大、更魁梧的男人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相当尴尬，他一定在门外偷听一会儿了。
他母亲刚才说他在睡午觉倒是实话。他头上稀疏的头发零乱地贴在额头上，一件白衬衫束在长裤里，衬衫领子敞开着，脚上趿着一双丝绒拖鞋。
“进来吧，赛尔先生，”梅格雷说。
“真对不起。我因为听到了声音，我想……”
他不慌不忙地说着，同时用沉重呆滞的目光一一打量着他俩。
“这两位先生是警察局的，”她的母亲站起来解释说。
他没有问什么，重又打量着他俩，一边扣着衬衫钮扣。
“赛尔太太告诉我们您的妻子前天出走了。”
这一回，他朝老妇人转过身子，皱着眉头。他那高大的身躯和他虚肿的脸一样，显然很松软，不过他不象许多胖子那样给人一种随随便便的感觉。他的皮肤非常苍白，没有光泽，他的鼻孔里和耳朵内有一撮撮棕色的毛，眉毛粗浓而散乱。
“这两位先生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一字一顿地问。
“我不知道。”
此刻梅格雷相当局促。而一旁的布瓦西埃正在思忖探长如何摆脱这令人难堪的场面。这母子俩可不是那些轻而易举便能对付过去的人哪。
“老实说，赛尔先生，我们在交谈中只是顺便提到了您的妻子。您的母亲刚才告诉我们您在睡午觉，于是我们一面等您睡醒一面聊了起来。我和我的同事来此——同事这个词着实让布瓦西埃听了心里快活——，是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您是一桩撬窃未遂案的受害者。”
赛尔可不是那种眼睛骨碌碌乱转的人。相反，他盯着梅格雷看，仿佛要把他的内心摸个一清二楚。
“是谁这样对您说的？”
“我们得到了秘密情报。”
“我想您说的是眼线吧？”
“就算是吧。”
“很抱歉，两位先生。”
“您家没遭到撬窃？”
“如果我家被撬窃的话，我是不会不亲自向警察局的探长报案的。”
他没有试图做出客气讨好的样子。他的脸上没露出过一丝笑意。
“您是不是有一只保险箱？”
“我想我可以有权不回答。但也可以不妨告诉您我有一只。”
他母亲一个劲地在向他示意，也许在劝他别那么生硬。
他注意到了，只是点点头作为反应。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么这是一只普朗夏尔公司生产的保险箱，是十八年前安装的。”
他没有慌张。梅格雷和布瓦西埃已经在阴暗处坐了下来，而他还站着。梅格雷注意到他的下巴和照片上那人一样厚，眉毛长得也一样。探长试着想象在他两边加上颊髯后的模样，这纯粹是出于好玩。
“我记不起什么时候安装的，不过这和旁人无关。”
“我进来时看到门上装有保险锁，还有链子。”
“许多人家的门都是这样。”
“您和您的母亲睡在二楼？”
赛尔故意闭口不答。
“您的书房和诊室在底楼？”
根据老妇人做出的动作，梅格雷明白了那两个房间就在这间客厅的旁边。
“您允许我去看看吗？”
他犹豫不决，张着嘴，梅格雷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他的母亲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她插话了。
“为什么不满足两位先生的要求呢？他们自己会看清楚的，那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撬窃案。”
这位耸耸肩膀，始终是一副执拗、赌气的样子，他没有跟他们到隔壁的房间去。
赛尔太太先把他俩领进了一间书房，里面象客厅一样，显得古老宁静。在一把黑皮椅后面，竖立着一只深绿色的保险箱，它的式样很老。布瓦西埃走上前去，一只手熟练地摸弄着这只金属的箱子。
“您瞧，一切都井井有条。我的儿子情绪很坏，不必生他的气，不过……”
当她看到他站在门当中，话便停了，他依然带着恶狠狠的目光注视着他俩。
接着，她指着捆在一起堆放在架子上的书继续说了下去，她的样子显得很殷勤。
“您看到这里大多都是法律方面的书大概很奇怪吧，这些书是从我丈夫的书橱里搬出来的，他过去是一名诉讼代理人。”
她打开了最后一扇房门。这里的摆设给人一种较为熟悉的感觉——每一个牙科医生都有的诊室，里面放着牙科专用椅，以及常用的医疗器械。窗子的下半部都装着毛玻璃。
重新走进书房时，布瓦西埃朝一扇窗走去，他的手指还趁势在窗上拖了一下，然后他机警地朝梅格雷做了个暗示。
“这块窗玻璃换了很久了？”他问。
老妇人毫不犹豫地回答：
“四天前换的。就是那场少有的雷雨，你们一定还记得，那时这扇窗没有关。”
“你们叫了装玻璃的人？”
“没有。”
“谁把这块玻璃装上去的？”
“我的儿子。他喜欢敲敲弄弄的。家里的小修小补向来是他干的。”
这时纪尧姆·赛尔有些不耐烦地嚷了起来：
“这些先生根本无权向我们问这问那，妈妈。别回答他们！”
而她却转过身用背对着他并朝梅格雷露出了一丝微笑，似乎在说：
“您别介意。我不是早对您说过了吗？”
她把他俩领到了门口，她的儿子这时还在客厅中央他立着。她弯下腰轻声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需要找我谈，就趁他不在时来吧。”
他们重又置身于太阳下，皮肤立即被炎热的阳光烘烤着。一走出栅栏门——它转动时轻微的吱嘎声使人想起修道院的栅栏门——，他们便看到了坐在对面小酒吧露天座上的厄耐斯蒂娜的那顶绿草帽。
梅格雷迟疑了一下。他们本可以朝左拐避开她，否则真有点象走过去向她汇报情况一样。
也许是出于对面子的一种考虑，探长咕哝了一声：
“去喝杯啤酒吗？”
她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俩渐渐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