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与高个子女郎

第六章

三点四十分,梅格雷作出了决定,四点二十五分,审讯开始。然而,有点儿富于戏剧性的庄严的时刻,是他作出决定的一刹那。

梅格雷的态度使在农庄路那幢房子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感到惊讶。从上午起,探长在指挥搜查的方法上就已经表现出了某种反常的东西。象这类搜查工作,他们已不是第一回经历了,但这次搜查,随着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具一种不同以往的性质,但是又很难说清楚。让维耶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因为他最了解他的上司。

梅格雷吩咐他们开始行动时,眼睛里闪烁着一线愉悦而又近乎凶狠的目光,他让他们在房子里放手大干,就象放出一群猎犬去追踪刚在地上留下的足迹一般,他不是用声音,而是以自己的态度来刺激它们。

难道这个案件已变成他和纪尧姆·赛尔个人之间的事了?更确切地说,倘若农庄路的这个汉子无论体格上还是心理上都不比他强,那么侦讯工作还会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吗?梅格雷还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吗?

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想和他的对手较量一番。

若在其他时刻,他们也许会认为梅格雷这样干准另有动机,他们会怀疑他是不是在某种多少有些反常的兴致支配下才把这幢房子搅得天翻地覆的。

他难得指挥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工作——室内宁静有序,一切都隐隐沉浸在和谐的气氛里,那些古老的家具和摆设看不出有任何破绽,他们大肆搜查了几个小时后,没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三点四十分,他发话时,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这些侦探们都有些尴尬,他们已在等待着上司找出借口来摆脱进退维谷的境地。

是什么东西促使梅格雷作此决定的?他自己是否知道?让维耶甚至在想他是不是喝多了。网为他一点钟左右曾去对面的小酒吧吃过一份午餐。他回来时,嘴里确实散发出贝尔努酒的气味。

欧仁妮没有为她的主人摆桌上菜。有好几次她一会来跟老赛尔太太咬咬耳朵,一会儿同牙科医生低语几句。有那么一段时间,老妇人在厨房里站着吃饭,象是置身于一幢正在搬迁的房子。然后,女佣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端上楼给纪尧姆·赛尔,因为他不肯下楼。

接下去,他们开始搜查顶楼。这是这幢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比卧室和内衣橱还要隐秘。

顶楼很宽畅,天窗外射进来的两束日光投在灰白色的地板上,呈两块长方形。让维耶打开了两个放步枪的皮套,司法鉴定处的一名雇员立即检查了里面的枪支。

“这些枪是您的?”

“是我岳父的。我从来不打猎。”

一小时之前,有人在纪尧姆的卧室找到了一支手枪,检查后,梅格雷把它同那堆将带回去仔细检查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堆东西里什么都有,包括牙科医生的治疗记录卡和在老妇人房间里的迭橱式写字台里找到的她丈夫及她第一个儿媳的死亡证明书。他们还发现了一套外衣——让维耶注意到袖口处有个小口子——,纪尧姆·赛尔声称他已有十多天没穿这套衣服了。

他们在旧木箱、旧衣箱和断腿的家具当中转来转去,这些东西因不能再用,才被搬了上来。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把两边搁板上挂着彩球的老式童椅,还有一匹既没有尾巴也没有鬃毛的木马。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搜查工作也没有停下。他们轮流出去吃点东西,默尔斯知足地吃下了一块摄影师带给他的三明治。

两点钟光景,梅格雷接到了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荷兰飞机捎来的一封厚厚的信件到了。他让那人把信打开。里面是玛丽娅用荷兰文写的信。

“请一个译员来马上翻译。”

“在这里译?”

“是的。在我回来之前叫他别离开警察局。”

纪尧姆·赛尔的态度一如既往。他紧随着他们,不漏过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和动作,然而他没露出过哪怕是刹那间的慌乱。

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注视着梅格雷,你可以看出来,对他来说,其他的人是无足轻重的。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一件事。那些探员们不过是配角,甚至连司法警察局也不复存在了。这场较量颇具个人色彩。你很难形容出牙科医生目光里所蕴含着的感情,似乎有指责的意味或轻蔑的表示。

不管怎样说,他对这次大刀阔斧的搜查行动没表现出给人印象很深的反应。他不再提抗议,只是逆来顺受而又一脸傲气地忍受着他人对他住宅,对他私生活的侵扰,脸上找不到一丝不安的神色。

他是个懦夫?是个硬汉子?这两个假设都说得通。他的身躯象个角斗士,他的态度非常自信,而玛丽娅在信里把他说成是个大孩子,她的话并不象是无中生有。他的皮肤很白,是病态的白。有人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一捆用大头针别成一扎一扎的药方,有几张药方已有二十年了,这一家子想必是靠了这些药方-一有些已经发黄——来恢复健康的。在二楼浴间的一只漆成白色的小柜里,还找到了一些新旧不一的小药瓶和药盒。

这里,什么东西都保存着,甚至连堆在顶楼角落里的破扫帚也没扔,紧挨着破扫帚的是坏了后跟的硬邦邦的旧皮鞋,这些皮鞋根本无法再穿。

每每他们离开一个房间向另一个房间发动进攻时,让维耶就要朝他的上司看一眼,似乎在说:

“还是一无所获!”

这是因为让维耶还盼望着有新的发现。难道梅格雷和他相反,已料定他们将两手空空吗?他没有感到惊奇,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搜寻,悠悠地吸着他的烟斗。有那么整整一刻钟,他竟忘了看牙科医生一眼。

对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意图他们没有直接领会,这样,他们对他的个性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印象。

所有的人都走下了顶楼,纪尧姆·赛尔已关上了那两扇天窗。他的母亲刚从她的房间走出来,用目光送他们出门。他们都站在楼梯的平台上,周围有些杂乱不堪。

梅格雷转身朝赛尔,用再自然不过的口气对他说:

“请您系上领带穿上皮鞋好吗?”

事实上,从早上到现在,他一直趿着拖鞋。

赛尔明白了他的话,他看了他一眼,显然有些惊讶,但他丝毫没流露出来。他的母亲张开了嘴;象是想说话,想抗议,想请求作出解释,但赛尔拽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拉进了她的房间。

让维耶压低了嗓门问:

“您要拘留他?”

梅格雷没有回答。他连自己也不知道。老实说,这一决定是他一秒钟之前作出的,就是此刻站

在楼梯平台上作出的。

 

“请进,赛尔先生。您坐下好吗?”

壁炉上的钟指着四点二十五分。今天是星期六了。这一点是同他们一起坐在车上的梅格雷看到街上行人的活动时发现的。

探长关上了门。窗子开着,压在写字台上的纸张在刷刷抖动。

“我请您坐下。”

说罢,他自己走到壁橱边,将帽子和外套挂了进去,然后,把手伸进搪瓷水斗里凉快凉快。

十分钟内,他没有对牙科医生说一句话,只顾批阅堆在他写字台上的文件。他按铃叫来了约瑟夫,把卷宗交还给他,然后,他开始慢条斯理而又仔细地装烟斗,他的写字台前排着有半打烟斗。

处在赛尔这样的境地之中,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发问,不恼怒,也没有坐立不安的举动,这种人真是少见!

终于,有人敲门了。是摄影师,他已经和他们一起干了一整天了,梅格雷曾向他交代过一项任务。他递给探长一张还没烘干的照片。

“谢谢您,唐布瓦。您待在楼上吧。出去之前先告诉我一声。”

等到门关上后,他点起了一个烟斗:

“能不能把您坐的椅子朝前挪挪,赛尔先生?”

他俩面对面坐着,当中只隔着一张办公桌。梅格雷把拿在手里的照片从写字台上面递了过去。

他没有加上任何评论。牙科医生接过照片,从口袋里掏出眼镜,仔细地看过后,将它放在写字台上。

“您说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

照片是从五金店的账本其中一页上拍下的,上面有他第二次买一块玻璃和半公斤油灰的账目记录。

“您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是否该理解为我是被告?”

梅格雷踌躇了一下。

“不,”他毅然决然地说,“正确地说,是您已经作为证人而受到传讯。不过,假使您希望这样的话,那么我可以准备对您提出控告,更确切地说是请求检察官对您提出起诉,您可以找个律师。”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要律师。”

这还只是头几个回合的交锋。在这间己变得有点象角斗场的办公室里,这两个重量级斗士正在相互观察,相互打量,相互揣度。探员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让维耶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事。

“我想这下时间可短不了!”他对他们说。

“不弄出个名堂,头儿是不会罢休的。”

“为这事他已经豁出去了。”

他们都明白这话意味着什么,让维耶第一个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告诉她晚上他如果不回家,可别大惊小怪的。

“您的心脏有病,赛尔先生?”

“心脏肥大症,也许您也有吧。”

“令尊在您十七岁时死于心脏病,是吗?”

“十七岁半。”

“您的前妻也死于心脏病。而您第二个妻子心脏也有毛病。”

“根据统计数字,一百个人当中有三十个人左右死于心脏衰弱。”

“您加入了人寿保险是吗,赛尔先生?”

“从小就加入了。”

“其实,我刚才已在警察局的档案里看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母亲没有保险。”

“一点不错。”

“您的父亲保了险?”

“我想是的。”

“您的前妻也保了险?”

“我已经看见您带走了有关材料。”

“那您第二个妻子呢?”

“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不太正常的是一笔几百万法郎数目的钱以现钞和黄金的形式放在一只保险箱里。”

“您这么认为?”

“您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把这笔钱放在家中,而不让它们生利息?”

“我猜想在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做法和我一样。您别忘了货币法已经有好几次搅得人心惶惶,额外的捐税及连续不断的贬值……”

“我明白了。那么您承认您是想隐瞒财产,欺骗税务部门啰?”

赛尔缄默了。

“您的妻子,我说的是您第二个妻子玛丽娅,她是否知道这笔钱锁在您的保险箱里?”

“她知道的。”

“是您告诉她的?”

“几天之前,她自己的钱也在保险箱里。”

他慢吞吞地回答,字斟句酌,一字一顿,同时,神情严肃地看着探长。

“我在您的文件中没看到婚姻契约。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你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夫妻财产共有的基础上的。”

“不错。”

“鉴于您的年纪,这样做不有些出人意料吗?”

“原因我已经说过。如果要订一份契约,那我们非得造一份我们各自的财产清单不可。”

“那样的话,夫妻财产共有不是有点名不符实了吗?”

“我们各自都保留对我们财产的支配权。这一切不都是很自然的事吗?”

“您的妻子有钱吗?”

“有钱的。”

“和您一样有钱,还是比您更有钱?”

“和我差不多吧。”

“她所有的财产都在法国?”

“只有一部分。她继承了她父亲在荷兰一家干酪工厂的部分遗产。”

“她以什么形式保存她其他的财产?”

“主要是黄金。”

“这是在您认识她之前?”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不过,我回答您的是事实。是我劝她出售股票,买进黄金的。”

“这些黄金和您的一起放在您的保险箱里?”

“是的。”

“一直放到什么时候?”

“星期二。刚过中午,她的行李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她下了楼,我把属于她的东西还给了她。”

“这么说,在她出门时,这笔钱财是在她两只手提箱中的一只里面或在她那只大旅行箱里啰?”

“我估计是的。”

“晚饭前她没出过门?”

“我没听见她走出去。”

“那么,据您所知,她没有出去啰?”

他点了点头。

“她打过电话吗?”

“整幢房子只有书房里有一部电话机,她没用过。”

“那么,赛尔先生,我怎样才能知道我在保险箱里找到的钱财只是属于您的而不是和您妻子两个人的呢?”

牙科医生没有激动,脸上始终带着疲惫或者说是轻蔑的神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本子递给探长。小本子里面尽是细小的数字。纸页左上方写着字母N,右上方是M。

“这个N是什么意思?”

“我们1法语“我们”(nous)的第一个字母。。我是说我的母亲和我。我们向来是靠共同的财产生活的,在经济上从不分彼此。”

“想必这里的‘M’是指玛丽娅啰?”

“您说对了。”

“我看见上面有些数字记录得很有规律。”

“是她所分担的日常生活开支。”

“她每月交给你她的膳食费用吗?”

“随您怎么想了。实际上她并不给我钱,因为她的钱是放在保险箱里的,不过,相当她那部分的开销还是在本子上记着的。”

梅格雷打开小本子,默默地翻了几分钟,然后,起身走进隔壁的办公室,里面的侦探们象小学生似的,一看到他,神情立即变得专注起来。

他轻声地向让维耶交代了几句,他犹豫着是否让人送啤酒来,最后,他拿起瓦谢尔办公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喝干了。

他返回自己办公室时,见赛尔还坐在刚才的位置上,刚点燃一支长雪茄,他不无傲慢地嘟哝道:

“可以吗?”

梅格雷犹豫了一下,终于没说出个“不”字,他耸了耸肩膀。

“您考虑过那第二块窗玻璃了吗?”

“我没往心里去。”

“您错了。您还是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这

样更可取一些。”

“我不想找。”

“您还是咬定您在书房里只装过一回窗玻璃?”

“是下雷雨的第二天。”

“您是否愿意我们去气象部门核实一下,以证明星期二和星期三之间的晚上并没有雷雨?”

“这是徒劳无益的。除非这会使您高兴。我说的是上星期那次雷雨。”

“第二天您去了隆尚路上的五金店,买了一块玻璃还有油灰。”

“这我已经对您讲过了。”

“您肯定那次以后您没再去过那家店?”

他把从账簿上拍下的那张照片朝他一推。

“那么,在您看来,他们为什么要把您买的玻璃和油灰在账本上多记一次?”

“我不知道。”

“售货员为什么要说您星期三上午八点左右去过他的店?”

“这是他的事。”

“您最后一次用车是在什么时候?”

“上星期天。”

“去了哪里?”

“我们驾车行驶了两三个小时,我和我的母亲,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惯,每个星期天都要驾车外出。”

“朝哪个方向开?”

“朝枫丹白露森林方向。”

“您的妻子陪你们一块去吗?”

“没有。她感到身体不舒服。”

“你们早就决定分手了?”

“从来不存在分手的问题。她意志消沉,人也很虚弱。她同我母亲相处得不太融洽。我们一致决定让她回自己的家乡住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她还是把她的钱都带走了?”

“是的。因为她有不回来的可能。我们再也不是孩子了。我们有能力头脑冷静地考虑生活。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尝试。”

“去阿姆斯特丹得经过两条边境,是吗,赛尔先生?出口边境的法国海关人员对财产外流问题处理起来是毫不含糊的。难道您的妻子不怕她的黄金被查出后扣押吗?”

“我必须回答吗?”

“我想这对您是有好处的。”

“即使我冒着被人跟踪的风险?”

“也许这个风险要比谋杀嫌疑要轻吧。”

“很好。我妻子的一个手提箱箱底有夹层。”

“是为这次特别旅行准备的?”

“不是。”

“这个手提箱她已经派过用场了?”

“用过多次了。”

“为了通过出境关口?”

“比利时边境,还有一回通过了瑞士边境。您不会不知道那会儿,从比利时特别是从瑞士弄点黄金不是很难的事。”

“您是否承认了您也参与了这些转移财产的活动?”

“我承认。”

梅格雷站了起来,他又踱到了侦探办公室。

“您能来一会儿吗,让维耶?”

接着,他又对赛尔说:

“我的侦探将把我们这部分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请您把刚才您对我说的话向他精确地复述一遍。让维耶,你记下他的证词,让他签字。”

他管自走了出去,他让瓦谢尔告诉他译员被安排在哪个办公室工作。译员是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他将译出的内容直接用打字机打下来,有时他停下查查他带来的字典。

信至少有四十来封,大多数有好几页长。

“您是从哪一封开始的?”

“从最早的一封开始。我正在译第三封。这三封信都是在两年半之前一点写的。在第一封信上,这位女士告诉她的朋友她就要结婚了,说她未来的丈夫人品出众,仪表堂堂,家境非常富有;说他的母亲很象卢浮尔宫里不知哪一幅画上的画中人。我可以告诉您那个画家的名字。”

他翻起了信纸。

“叫克鲁埃。这几封信里一直是在谈画。讲到天气,她就举出莫奈和雷诺阿的作品。”

“我希望您现在起从最后一封信开始译。”

“随您吧。要是我明天上午还干不完的话,那今晚在哪里过夜?”

“就是考虑到这点我才请您从最后的信开始译的。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上星期天。”

“您能快速把它念给我听听吗?”

“我可以告诉您信里的意思。稍等一下。”

“热尔特律德,亲爱的:

巴黎从未有过象今天上午那么明媚的天气,我差一点同纪2指纪尧姆·赛尔。及其母亲一起去枫丹白露森林,那里的景色一定同科罗和库尔员画里的一般灿烂……”

“这些灿烂的景色写得长吗?”

“要不要跳过去?”

“跳过去。”

译员的眼睛在信纸上浏览着,继而,他的嘴象

是在做弥撒似地蠕动着。

“在这里:

“我在寻思我重返荷兰,重新找回它那淡雅柔和色彩时,我的感受将会如何。现在这个时刻已经临近了,我感到一阵轻松。

“看了所有我告诉你的关于我这儿的生活、纪及我婆婆的情况的信后,你一定在想我遇到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不再觉得快活了。

“也许是因为我晚上做的那个梦,我一整个白天都心情欠佳。你还记得海牙美术馆里的那幅曾使我们脸红的画吗?画上没署作者的姓名。那是佛罗伦萨画派的一个画家画的,我忘了他的名字。

画上是一个人身羊足,头上长角的农牧神驮着一个正在竭力挣扎的、一丝不挂的女人。您想得起来吗?

“我梦里的农牧神长着和纪一样的面孔,他的脸是那么的凶神恶煞,我突然惊醒,身上吓出一身冷汗。

“这不是害怕,我最感奇怪的就是这一点。我的回忆很模糊。当然这里面有害怕的成份,但还另有一种感觉。星期三,当我们终于可以在一块儿说话时——就象你上次旅行时我们经常一起闲聊时那样——,我再设法把那种感觉告诉你。

“我星期二晚上出发,这已经定了。肯定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再熬上两天就行了。这两天里我有一大堆事要干,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很快的。然而,我好象觉得这一时刻尚很遥远,几乎不象是真的。

“有时,特别是做了这个梦后,我有一种感觉:将有什么事情会突然发生,从而使我不能成行。

“你别担心。我主意已定。我会听从你的建议的。此地的这种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不过……”

“您在这里,头儿?”

进来的是让维耶,他手里拿着作记录的纸张。

“好了。他在等您。”

梅格雷拿好了记录纸,让译员继续他的工作,他自己穿过了侦探办公室,脸上的神情很专注。

此时,没有任何人能预料这次审讯将持续多长时间。纪尧姆·赛尔抬眼看看探长,并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支笔。

“我想我得签名吧?”

“是的,签在这里。您看过了吗?”

“看过了。能不能向您要杯水?”

“您不想要红葡萄酒?”

牙科医生看着他,脸上掠过一丝含意不明的微笑,半是讥讽,半是愁苦。

“那也可以?”他的声音从嘴角挤出。

“也可以给您,赛尔先生。您害怕您的母亲,到了连酒也只能偷偷地喝的地步。”

“这也算是一个提问?我得回答您吗?”

“看您怎么认为了。”

“告诉您吧,我的外祖父是个酒鬼,我两个已故的舅舅也嗜酒如命,我的姨妈死在精神病院。我母亲一直担心我也会喝上,因为她深信此癖是会遗传的。我上大学时,她惶惶不安地守候在我回家路上,有时她还在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几个咖啡馆周围踱来踱去,因为我常和朋友们去那些聊啡馆。我们家里从来不存烈酒,地窖里即使有酒的话,那钥匙她也是从不离身的。”

“她准许您每餐喝一杯兑水的葡萄酒是吗?”

“我知道她来见过您并对您说起过。”

“她把她对我说的话告诉您了?”

“是的。”

“您很爱您的母亲是吗,赛尔先生?”

“我们几乎向来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她和我。”

“有点象一对夫妻那样?”

他的脸微微红了起来。

“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

“您的母亲爱吃醋吗?”

“您说什么?”

“我是问您的母亲是否嫉妒您与别人的关系,许多身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的寡妇都有这种感情。您有很多朋友?”

“这个问题是否同我妻子所谓的失踪有什么联系?”

“我在您的住宅,连一封您朋友的来信都没见到,也没看到任何一张集体照,这类照片大多数人的家里都有。”

他没吭声。

“也没有您第一个妻子的照片。”

依然是沉默。

“还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强烈的印象,赛尔先生。挂在壁炉上面的那张照片就是您的外祖父吗?”

“是的。”

“就是他嗜酒?”

他点点头。

“我在一只抽屉里看到了几张您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照片,还有一些男人女人的照片,想必他们是您的外祖母、姨妈及舅舅们。都是您母亲家的人。您父亲及他家的人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您不感到这很奇怪吗?”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是不是那些照片在您父亲死后被销毁了?”

“这个问题让我母亲来回答更好些。”

“您不记得它们被销毁了?”

“我那时还小。”

“您那时十七岁。您对您的父亲留有什么印象,赛尔先生?”

“这也是审讯的内容?”

“您不是看到了吗,不管我的提问也好,您的回答也好,都没有作记录。您父亲是诉讼代理人?”

“是的。”

“他事务所的工作由他一个人承担?”

“他不大管事。绝大部分事务由他的第一书记员承担。”

“他常出入社交界?他是否只管自己而毫不顾家?”

“他经常在外。”

“他有情妇吗?”

“我一无所知。”

“他在床上去世的?”

“在楼梯上,他正要回卧室去。”

“当时您在家?”

“我出去了。我回家时,他断气已将近两个小时了。”

“抢救他的是谁?”

“迪蒂耶大夫。”

“他还活着?”

“他死去至少有十年了。”

“我什么都没注意。”

“您和您的母亲有没有从车上下来过?”

他一时没作回答。

“我这是在向您提问。”

“让我回忆一下。”

“我看这并不难。你们在枫丹白露的公路上兜风,您的脚着过地吗?”

“着过地。我们在乡间步行。”

“您指的是在乡间路上?”

“在公路右面草地当中的一条小路上。”

“您能认出这条小路?”

“我想可以的。”

“这条路浇过柏油吗?”

“我想没有。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您的妻子在哪里,赛尔先生?”

探长没等他回答便站了起来。

“我们必须找着她,不是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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