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只无主提箱
梅格雷迟疑地掏出了烟斗。这种情况不多见。当他犹豫地从衣袋里取烟斗时，总是一副边说话边机械地蠕动手指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单纯的样子。
他在局长办公室作了简短的汇报后，又跟局长靠在敞开着的窗前说了一会儿话。接着，他穿过司法警察局同检察院之间的一道小门，来到了检察院。这个时候，预审法官办公室外走廊里的长凳上挤满了人，因为院子里前不久开来了两辆装得满满的囚车。静静地坐在走廊里的犯人们手腕上戴着手铐，两名警卫在一旁监视着他们。四分之三的犯人梅格雷是认识的，其中有几位非但不怨恨他，见他走来反而向他致意。
昨天，法官科梅利奥给他办公室打过两三次电话。法官身体瘦弱，性好激动，染过的小胡子呈棕褐色，一派骑兵军官的风度。他劈头就问梅格雷：
“明确地告诉我，案子办到何种程度了。”
梅格雷和善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介绍了维克多在圣马丁运河的一系列发现，讲明了无法找到脑袋的情况。可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话被对方打断了。
“我想潜水员今天又续寻找了吧？”
“我看这已没有必要。”
“可是，既然在运河里找到了躯干和四肢，脑袋大概不会漂远的。”
这番话充分表明，这个人是很难相处的。像他这样的预审法官不只是他一个，然而，毋庸讳言，他是最咄咄逼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并不是愚笨之人。从前跟他一起学习法律的一位律师曾经这么说过，科梅利奥是他这一代大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
应当看到，他的智慧对某些事情是理解不了的。他属于一个既定的阶层，属于恪守旧习、服从更为神圣的清规戒律的大资产阶级。因而，他总是不自觉地用这些固习和清规戒律来判断一切。
探长耐着性子解释说：
“首先，法官先生，维克多像您了解您的办公室、我了解我的办公室一样了解运河。他在河底一米一米地寻了两百来次。这是个办事认真的小伙子。他说那里没有脑袋，那就……”
“我的管道工也是一个行家，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办事认真。可是，当我把他叫来时，他也总是振振有词地对我说，管道不可能出事。”
“不过，在碎尸案中，很少能在同一河段内同时找到躯体和脑袋的。”
科梅利奥竭力理解着探长的意思，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梅格雷。后者继续说道：
“这是有原因的：人们难以辨明割下来的、在水中泡了一段时间的四肢，但能够容易地辨认一个脑袋。脑袋不像躯体那么庞大，因而想要摆脱脑袋的人总会跑得远远的去扔。”
“就算是这样吧。”
梅格雷若无其事地取出装烟丝的皮袋放在左手，只待对话者不注意时，立即装满烟斗。
他谈起了卡拉斯夫人，描绘了瓦尔米河堤上那家酒吧间。
“是什么原因差使您到她家去的？”
“巧合，这点我承认。当时我要打一个电话，头一家酒吧里没有电话间，谁都能听见说话声。”
“继续说下去。”
他谈到了卡拉斯的外出，普瓦捷的车次，女店主跟骑三轮送货车的年轻人安托万·克利斯坦的关系。当然，他没有忘记新月形的伤痕。
“您说这个女人声称不知道丈夫是否会有这些伤痕吗？您真相信她吗？”
法官感到不可思议，他生气了。
“坦率地说，梅格雷，我不理解，您为何没有把那位女人和那个青年带到办公室来询问，以往您总是这样做的，而且总是成功的。我猜您压根儿不相信她的话，是吗？”
“不一定吧。”
“硬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去向和归期……”
一个生在卢森堡、长期生活在莱茵河左岸公寓里的科梅利奥怎能理解卡拉斯这类人的思想状况呢？
梅格雷乘虚而入：一根火柴放出了短促的火花，烟斗燃着了。
讨厌烟味的科梅利奥走过去盯着探长的烟斗看。每当人敢于在他的办公室抽烟时，他总要这样瞪着眼睛。不过，探长早已下了决心，装作坦然的样子。他的语气有些缓和了：
“她对我说的话可能都是假的。同样，也可能都是真的。我们在运河里捞到了无头尸的碎块，可能是一个同她毫无关系的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的男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来判明此人的身份。最近几天，如此年龄的人失踪了多少？又有多少人不说明去向就离去呢？难道因为卡拉斯夫人常常背着人喝酒，又跟一位见到警察就跑的三轮车送货青年通奸，就可以把她叫到办公室来审问，并把她当嫌疑犯来对待吗？要是明天或待会儿有人在什么地方发现跟卡拉斯毫不相干的脑袋时，我们将如何是好呢？”
“您派人监视她的屋子了吗？”
“第十区的儒代尔已派人在河岸上监视了。昨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我又到那里去兜了一圈。”
“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没有什么具体情况。我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些妓女，我随便询问了她们。那个街晚上的情景跟白天完全不同。我主要是想弄清楚，星期五傍晚，那家咖啡馆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来回走动，有没有听见什么喊声。”
“什么也没有吗？”
“收获不大。不过，一位妓女提供了一条线索，我还没能去核查。
“据这位妓女说，卡拉斯妻子还有另一个情夫，是个中年人，红棕色头发，可能就住在那个街区，或者在那里工作。跟我谈话的那个妓女看上去咬牙切齿的。因为她说小酒吧的女主人伤害过所有的妓女。
“她还跟我说：要是女店主也向男人们要钱的话，旁的妓女们是不会说长道短的。可是她根本不要男人们付钱，而且当男人们想要女人的时候，他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只要老板一转身，他们立即就去找她。我没有去她家看个究竟，但是有人说，她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科梅利奥听完了这番有关女店主丑行的叙述后，闷闷不乐地长叹一口气。
“您可以随意行动，梅格雷。然而对我来说，事情是相当明显的。对那些人是不必讲究方式方法的。”
“待会儿我还要去找她。我还得见见她的女儿。最后，我希望从五年前参加给卡拉斯做手术的护士们那里搞到必要的情况，以便查明死者的身份。”
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令人感到不解。昨天傍晚，梅格雷在出事的街区转悠时，曾进过那家小酒吧，当时卡拉斯夫人似睡非睡地坐在椅子里，四个男人在一旁打牌。他问她丈夫是在哪家医院切除阑尾的。
众所周知，卡拉斯是条硬汉子，大家记不起他是否怕疼过，或为自己的健康不安过。他是个不怕死的人。他只是做了个十分普通的手术，既不严重，亦不危险。
可是，他没有进正式医院，而是花一大笔钱在犹太城1犹太城，Villejuif，音译为维勒瑞夫，位于马恩河谷省西北部，距离巴黎市中心约8千米，是巴黎南郊重要的卫星城。“犹太城”一名最早记载于公元12世纪，但事实上该地附近无任何犹太人活动的史证。一家私人诊所里动了手术。这个诊所不仅为私人所开，而且里边的护士都是修女。
眼下拉普安特可能正在诊所，不久就会打电话报告情况。
“不要优柔寡断，梅格雷！”科梅利奥看着探长走向门边时一字一顿地说道。
根本不存在什么优柔寡断，也不存在什么恻隐之心，不过要向科梅利奥这样的人解释清楚真比登天还难。不一会儿，梅格雷已经来到了与平时的环境绝然不同的天地里，他只能小心地摸索着前进。瓦尔米河堤上这家小咖啡馆及其周围的居民跟扔在圣马丁运河里的死尸有什么瓜葛吗？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
梅格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开始嘟哝起来，脸色也变得阴郁不快了。不过，每次到查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几乎总有这么个过程。昨天，他有了一系列发现，并不分主次一股脑儿记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失去了主意，不知如何将这些支离破碎的事情串联起来分析。
卡拉斯夫人不只是他的生涯中遇到过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在他看来，她体现了一个人的问题。
在科利奥眼里，这是一个放荡的女酒徒，她跟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睡觉。
可是在梅格雷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他现在还说不清楚。只要他还不十分了解她，只要他还“感觉”不到事的真相，他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别扭。
吕卡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将邮件一一摊在吸墨垫板上。
“没有新情况？”
“您刚才在这里吗？头儿？”
“在科梅利奥那里。”
“要是早知道的话，我就会把电话挂到那里去了。是有新情况向您报告。儒代尔十分激动。”
梅格雷想起了卡拉斯夫人，怀疑她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吕卡斯说的事跟她无关。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关于年轻人，他叫安托万。”
“是的，是叫安托万。他又不见啦？”
“是这样的。据说昨晚您要一名侦探盯他的梢。青年人直接回自己在圣马丁郊区路易-布朗街拐角处附近的家里去了。儒代尔派去监视的侦探询问了门里的人。小伙子跟母亲住在一起，在八楼。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住的是两间复折屋顶房。楼里没有电梯。我把儒代尔告诉我的这些细节原原本本地说给您听。这是一栋其貌丑陋的大楼，共有五六十户人家，孩子们成群结帮地在楼道里打闹。”
“续说下去。”
“差不多就是这些。据看门人说，青年人的母亲是个值得称赞的勇敢的女人。她丈夫死在结核病疗养所里。她也得过肺结核，据说已经治愈，但是看门人对此表示怀疑。现在回过来说那位侦探。他打电话给儒代尔，要求指示。儒代尔不愿冒险，命令他监视大楼。他在外边一直守到半夜时分，接着便跟着几个住在楼里的人进了楼，呆在楼梯上过夜。
“今天早晨，八点不到，看门人指给他看一位从门房前边走过的瘦女人，并告诉他说，这女人就是安托万的母亲。侦探毫无理由叫住她或跟随她。半小时后，他感到无聊，便好奇地上了八楼。
“他感到奇怪，那小伙子为何不上班呢？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使劲敲门。最后，他发现门上的锁十分简单，就用万能钥匙试了几下。
“在第一间屋里，他看到一张床。这间屋兼作厨房。在另一间屋里还有一张床，上面的铺盖是打开的。屋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屋顶的老虎窗[8]敞开着。
“儒代尔没有料到这一点，因而也就没有作相应的布置，为此他十分懊恼。显然，小伙子在夜里爬老虎窗上了屋顶，寻找另一个开着的老虎窗。他很可能是从路易-布朗街另一栋楼溜走的。”
“已经确定他不在家了吗？”
“他们正忙着询问邻居们。”
梅格雷所到这个消息后，仿佛看到了科梅利奥法官充满讥讽的微笑。
“拉普安特没有找我吗？”
“还没有。”
“也没有人去法医学院认尸体吗？”
“仍然是那几位常客。”
所谓常客，就是六七名上了年龄的妇女，每次发现一具无名尸，她们就蜂拥而至，辨认尸体。
“保罗医生没有来电话？”
“我刚刚把他的报告放在您桌上。”
“要是拉普安特来电话找我，叫他回到局里来等我。我不会走远的。”
他徒步朝圣路易岛走去。他绕过巴黎圣母院，越过铁桥，转眼便来到狭窄和热闹的圣路易岛街。这时正是家庭主妇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夹在她们和小推车中间赶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梅格雷根据卡拉斯夫人提供的情况，找到了她女儿吕赛特的住所，她在一家杂货店楼上租了间房。他走上上小店一侧的甬道，进了地面铺着大小不一的石板的院子，里面长着一棵椴树，看上去像是乡小学校园或本堂神甫宅第的院子。
“您找谁？”低楼一个窗子后边传来了女人的问话。
“我找卡拉斯小姐·”
“四楼左侧，不过她不在家。”
“您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很少回家吃午饭。经常在六点半后才看到她。如果有急事，可到医院找她。”
吕赛特·卡拉斯工作的主宫医院离此不远。可是，要到拉沃德教授那个科里去是不容易的，因为眼下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穿着白大褂的男女护士推着活动床上的病人，在过道里来去匆匆，然后消失在不知道通向何处的门背后。
“请问卡拉斯小姐在哪里？”
人们似看非看地瞟他一眼：
“不认识。是病人吗？”
有人向他指了指一条过道的末端，说：
“从那里走……”
就这样，他被人指东指西地走过了三四条不同方向的楼道，最后到了一条安静的走廊，一位姑娘坐在一张小桌子前。
“是卡拉斯小姐吗？”
“谈私事吗？您怎么能摸到这里来的？”
他好像误入了一般人不可能涉足的地方。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甚至出示了警方人员的证件，因为他感到在这个地方他的威望已降到了最低点。
“我去看看她能否抽得出身来。我担心她正在手术室。”
他独自在那里足足等了十分钟，不敢抽烟。当姑娘回来的时候，她后面跟着一位护士，相当高大，脸庞镇静从容。
“您是要和我说话吗？”
“我是司法警察局的梅格雷探长。”
这里的环境清洁明亮，护士戴着白帽子，一式的白大褂，跟瓦尔米河岸那家酒吧间的气氛是多么惊人的对照啊。
吕赛特·卡拉斯一点也不慌乱，像摸不清头脑的人那样吃惊地看着梅格雷。
“您要找的真是我吗？”
“您父母亲是住在瓦尔米河岸吗？”
她眼睛里迅速闪过一道严厉的目光，但探长早已看在了眼里。
“是的。可是，我……
“我只想向您提几个问。”
“教授马上需要我。现在是他查病房的时间。而且……”
“只要几分钟。”
她无可奈何地朝周围扫了一眼，看见一扇门半开着。
“我们可以进那里去。”
里边有两张椅子、一张升降床和梅格雷看不懂的、也许是外科大夫用的一些器械。
“您很久没有去探望父母了吗？”
他发现对方听到“父母”两字时浑身哆嗦了一阵，他懂得其中之原因。
“我尽可能不去。”
“为什么？”
“您见到他们啦？”
“见到了您母亲。”
她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好像梅格雷的回答已是足够的解释。
“您对他们有意见吗？”
“我只埋怨他们把我生到世上来。”
“您上周五去过那边吗？”
“那天我甚至都不在巴黎，那一天我休息，一直跟朋友们在乡下。”
“这么说，您不知道父亲外出啰？”
“您为何不跟我说明提这些问题干什么？您到这里来跟我谈论的那两个人，他们虽然是我的父母，但我和他们早就疏远得像是陌生人了。您为什么这样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她点燃一根烟，顺口说道：
“这里可以吸烟。至少说这个时候是允许的。”
不过，梅格雷没有因此而掏出烟斗来。
“要是他们中有人出了事的话，您感到意外吗？”
她盯着对方的脸，爽直地说：
“不。”
“在您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卡拉斯猛揍我母亲，最后可能会把她打坏。”
她没有说“我父亲”，而用了“卡拉斯”这个姓。
“他经常打她吗？”
“现在的情况我已不知道了。从前那是家常便饭。”
“您母亲没有反抗吗？”
“她总是低着脑袋挨打。我怀疑她是是不是喜欢这样。”
“还可能发生什么事吗？”
“她决定在他酒杯里下毒药。
“她恨他吗？”
“据我所知，她恨他，她同他生活了二十四年，从未打算离开他。”
“您认为她是不幸的吗？”
“您瞧，探长先生，我竭力避免想起这些。我小时候只有一个梦想：一走了之。等后来我果真有能力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立即行动了。”
“那时您只有十五岁，我知道。”
“谁告诉您的？”
“您的母亲。”
“这么说他没有把她打死。”
她似乎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是他吗？”
“什么意思？”
“她把他毒死啦？”
“这不太可能。甚至还不能确定他是否遭遇了不幸。您母亲说，他在星期五下午出发去普瓦捷附近某个地方了，看来他常去那里购进白葡萄酒。”
“不错。我在的时候他就这样外出的。”
“可是，人们从圣马丁运河捞出了一具尸体，很可能就是他。”
“谁也没有验明尸体身份吗？”
“目前还没有。我们没有找到脑袋，因而就很难验明身份。”
也许是因为她在医院工作的缘故，听了这番话后她一点也没有吃惊。
“您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
“不知道。我正在侦查。看上去有不少人卷入了您母亲的私生话。请原谅我跟您说这些个。”
“您还以为这是什么新闻呢！”
“您父亲，从前，比如说年轻时或幼年时，有没有被猎枪子弹击中过腹部？”
这时她显得有点吃惊了。
“我从未听说过。”
“那么，您从未见过他的伤痕？”
“是在肚皮上……”她的脸上泛出了一丝微弱的笑意。
“您最后一次去瓦尔米河堤是什么时候？”
“等一等！大概一个月前吧。”
“您是像大家探望父母那样去看他们的吗？”
“不完全如此。”
“卡拉斯在吗？”
“我总是设法当他不在的时候去。”
“是下午吗？”
“是的。他习惯在这个时候去东站玩弹子。”
“有男人跟您母亲在一起吗？”
“那天没有。”
“您去探望她时有明确的目的吗？”
“没有。”
“你们谈了些什么？”
“记不得了。随便聊聊。”
“谈到卡拉斯没有？”
“不可能吧。”
“您有偶尔去母亲那里要过钱吗？”
“您完全想错了，探长先生。不管怎么说，我很自豪，我不会去要钱的。我曾经缺过钱，甚至饿过肚皮，但我从未去敲过他们的门乞求几个铜板。何况如今我有很优厚的收入。”
“您对最后一次去瓦尔米河堤时说的话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吗？”
“想不起来了。”
“您在酒店遇到过的男人中，有没有一个脸色红润的骑三轮货车的年轻人？”
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那么，遇到过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中年男子没有？”
这一次她沉吟了片刻。然后问道：
“他脸上有点麻子吗？”
“不知道。”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迪厄道内先生。”
“迪厄道内先生是谁？”
“我也不太了解。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多年来他一直是喝咖啡的老主顾。”
“一个老在下午光临的顾客？”
她是明白这个问话的意思的。
“总之，我是下午碰上他的。也许就是您想象的那种人。我什么也不敢说死。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男子，就像人们想象中的一到晚上就趿拉着拖鞋蹲在火炉旁烤火的那种人。真的，他总是对着我母亲坐在火炉旁，我遇见他时他都是这个样。他们好像是老相识，相互间不再讲究客气。您明白吗？人们还以为他俩是一对老夫妻呢。”
“您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我曾听见他一边站起来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该上班去了。’”
“我想他就在那个街区工作，可是不知道他干什么活。他穿的衣服不像是工人。我看他是记账的。”
他们听到过道里响起了铃声，姑娘十分自然地站起身来。
“是叫我的。”她又补充说道：“请原谅。”
“我可能还要到圣路易街去打扰您。”
“我只有晚上才回去。不要来得太晚，我睡得很早。”
他目送她沿着过道向前走去。姑娘像是不习惯某种新的思绪似的，不停地摇着脑袋。
“对不起，小姐，请告诉我出口在哪里。”
坐在小桌前的姑娘见他迷路的样子不禁莞尔而笑，立即站起来领他来到了楼梯口。
“从这里起您就不会再迷路了。到了楼下，您向左转，走了一段路后再向左转。”
他不敢问她对吕赛特·卡拉斯有何评价。至于他自己有何想法，他也一时说不清楚。
他在司法大楼对面收住脚步，喝一杯白葡萄酒，片刻之后他就回到了奥尔费弗尔滨河街。拉普安特早已回到那里等他了。
“喔，修女们怎么样？”
“她们热情极了。原先我担心会感到别扭，可是，她们是如此殷勤……”
“伤痕怎么样？”
拉普安特对此行的结果却不那么满意。
“首先，施手术的医生三年前就死了，卡拉斯夫人这一点没有说错。秘书处管事的修女找到了当时的记录。那上面没有说伤疤，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我这一次听说卡拉斯患有胃溃疡。”
“给溃疡动过手术吗？”
“没有。在手术前。大夫们总要作一次全面的检查，然后把结果都记录下来。”
“没有搞到什么特别的情况？”
“没有。那位管事的修女十分和蔼，她询问了参加手术的修女，她们谁也记不清卡拉斯。只有一位还记得，在麻醉之前，他要求给他留有祷告的时间。”
“他是天主教徒？”
“不是。他当时很害怕。这些细节修女们是忘不了的。腹部的伤疤不会引起她们的注意。”
有关那具无法验明身份的无头尸的调查踏步不前。
“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脸色阴沉的梅格雷，拉普安特只好压低了嗓门。
难道法官科梅利奥不幸而言中了？如果圣马丁运河中的死者真是奥梅尔·卡拉斯，那么只要加紧审问其妻子，就有可能获得有用的材料。如果能抓住骑三轮货车的小伙子安托万的话，跟他私下谈一次话无疑也会有所收获的。
“跟我来。”
“要我开车吗？”
“好。”
“去哪里？”
“运河边。”
顺路他们到了第十区分局，探长要求分局的侦探们在附近的地段侦查一个红棕色头发的男人，脸上有麻子，叫迪厄道内。
小车在公共汽车和卡车间穿插而行。当车子来到梅格雷家不远处的里夏尔-勒努瓦大道时，探长突然嘟哝道：
“从东站走。”
拉普安特看着探长，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的想法也许毫无价值，不过我想检验一下。据说卡拉斯在星期五下午拎着一只箱子出门了。假设他星期六回来了，又假设被杀害并分尸的就是他，那么作案者必须扔掉这只箱子。我坚信这箱子不会在瓦尔米河堤，我们也不可能在那里找到他带走的衣服。”
拉普安特边听边连连点头。
“在运河里既没有找到箱子，也没有发现衣服，可是尸体在剁碎前是剥光了衣裳的。”
“而且没有找到脑袋！”拉普安特补充说。
梅格雷的假设毫无匠心之处，不过是个惯例而已。凡凶杀案的罪犯要摆脱那些败露行迹的东西，他们十之有六会把那些东西放到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去。
东站离瓦尔米堤岸仅一箭之遥。拉普安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停靠小车的地方，跟着梅格雷进了车站中央大厅。
“星期五下午您值班吗？”梅格雷问行李寄存处的一位职员。
“只值到六点。”
“寄存的行李多吗？”
“不会比平日多。”
“在星期五存放的行李中，有至今尚未取走的吗？”
职员到码着包裹箱子的行李架前查了一遍，返回来回答说：
“有两件。”
“是同一个人的吗？”
“不。那上边的号码并不连着。再说，用布包着的柳条箱是一个胖女人寄存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发现她身上有一股干酪味。”
“那里面是干酪吗？”
“不知道。其实不会是的。因为箱子没有气味，可能是那女人身上的气味。”
“那么第二件行李呢？”
“是一只棕色提箱。”
职员指了指那只用过许多次的廉价提箱。
“上面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吗？”
“没有。”
“您还记得寄存这行李的人吗？”
“可能会记错，不过我断定那是一个农村青年。”
“为什么说是农村的呢？”
“他的样子像。”
“是因为他的肤色黑吗？”
“可能吧。”
“他穿着什么衣服？”
“记得他的是皮茄克衫，戴一顶鸭舌帽。”
梅格雷和拉普安特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安托万·克利斯坦。
“当时大概几点？”
“五点左右。是的。五点刚敲过。因为施特拉斯堡的快车刚进站。”
“如果有人来取这件行李，请立即给雅玛帕河堤警察岗亭打电话，可以吗？”
“要是那人害怕起来逃走呢？”
“总之，几分钟后我们要到这里来。”
要查明箱子的真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卡拉斯夫人叫来辨认。她冷淡地看着梅格雷他们俩走进酒店，立即走到柜台前接待他们。
“我们现在什么也不喝。”梅格雷严肃地说：“我们是来找您去辨认一个离此不远的东西的。我的探员会陪您去。”
“我该关上店门吗？”
“不必了，您几分钟后就会回来的。我留在此地。”
她没有戴帽子。只是脱下拖鞋，换了一双皮鞋。
“您会接待客人吗？”
“也许我碰不上这种机会。”
拉普安特坐在驾驶盘前，卡拉斯夫人就在他旁边。车子去远了，梅格雷在门槛边呆呆地站了片刻，唇角绽出一阵古怪的微笑。在他的生涯中，他还是头一次独自一人呆在一家小酒吧里，仿佛他就是这酒铺的老板。想起这些他不禁兴味盎然，飞快地坐到了柜台后边。
